缪仲淳，名希雍，号慕台，人称“ 虞山儒医 ”。明嘉靖二千五年（1545年） 出生在常熟城中新巷（今常熟市辛巷）的一个世代仕宦之家。他的父亲缪尚，字行达，是位颇有学问的举人，官至仅阳府通判，在仲淳七八岁时死于任上，从此家境渐衰。缪仲淳幼年生活孤苦，体弱多病，经常求医服药。十七岁那年，缪仲淳又得疟疾，久治不愈，就自己翻阅医书，寻求治法，终于在《内经》“夏伤于暑，秋必疟”的理论启示下，自治而愈。于是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此他一面在家设馆授徒，以维持生计，一面“裹足读书”， “搜辑医方，精求药道、用存利济”，立志做一个“有补于世”的医生。

缪仲淳天资敏捷，博览群书，兵农礼乐，天文地理之说无所不读。特别对医学著作，更是认真钻研、悉心揣摩。家中的书读完了、就到离家数街之隔的赵用贤家去借读。赵的藏书室名叫“脉望馆”，珍藏着很多宋刻善本医书。缪如获至宝:终日沉湎于书山学海之中，“沉研剖析，割剥理解”，“遇会心处，辄摘记之”。积累既久，在医学上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期间，他还利用附近病家请医诊病的机会，也主动去观察学习医生治病用药的本领。他看到一位老医生竞用“草石蚕”治疗血痢，大为惊异。因为这昧药在古书中并无治痢作用的记载。后来经他试用，竟获“良验”。从此，他逐渐认识到，“ 古今不同，五方异处，感受之深浅，禀贼之厚薄”，是千差万别的，若“执古方以临之，似胶柱鼓瑟矣。”于是他在头脑中形成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思想。他认为虽然古代的许多应学名著，为医者所必读，但必须“变而通之，则法不终穷矣”。

缪仲淳到二十七八岁时，学有成就，开始了他漫长的旅游行医生涯。他不仅“周览 ”了江苏各地，并南入浙、阂，北涉“齐鲁燕赵之墟”，复“浮江西上”，游历了安徽、湘南、湖北及江西等省。他到处侨寓，故又自称“寓公”。不计报酬，不分贫富贵贱一样看待。更能打破“医不扣门” 的习俗，“以生死人，攘臂自快。”他诊病时很小心，放治病多验。万历三四年（1575年-1576年）间，他在北京寓中，一小青衣患“伤寒”,，久病不愈，别的医生因患者家贫病重而“不肯往诊”，缪仲浮知道后，连忙赶去为他诊治。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初二日，缪仲淳在术仓王之处，得昆山文人张大复之弟病重的传闻，就主动上门去看望，这使张氏十分感动。

缪仲淳在旅途中，还到处寻师访友，与“缁流羽客、樵叟村竖，相与垂盼睐，披肝胆”，更不放过与同道切磋的机会，“所至必访药物，载刀笔，”接受新知识。他在浙江径山，拜过名僧紫柏为师。在江西武昌，晋谒过医官邓思济，传其秘方。在九江，向一位姓朱的民间医生讨教过“痘科异治”之术，“以故搜罗秘方甚富”。如鱼腥草治肺痈，西河柳透麻疹，五味子抗衰老等民间方药，都是古方书所不载，而是由缪仲淳访求记载才传下来的。这些药物功效，已被现代药理研究和临床应用所证实。其中鱼腥草还被用现代化学方法合成为鱼腥草素，广泛应用于临床。1578年，缪仲淳旅游行医到秣陵（今南京）时，结识了名医王肯堂，两人一起谈医论药，十分投机。缪仲淳发表了许多精辟的学术见解，并把秘制的“资生丸”方毫不保留地传给了王肯堂，使这位博学多才的王肯堂十分倾倒。此方王肯堂曾亲自试服，证明有效后，又献于其父作“余龄葆摄”之用，称誉是个“神方”。而缪仲淳对王肯堂也很推崇，称王氏“精医”，他还和王肯堂一起诊病研讨，取长补短，继绝存亡。如“云间康孟修寒热不食久之，势甚危，投以寒热之剂不应。仲淳遍检方书，与王宇泰（王肯堂名）议，投五饮丸，立解”。后来他还原原本本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著作《先醒斋广笔记》中。这种不昧己短，不掩人长的表现，实在是医林中的一席佳话。

缪仲淳到四十岁时，始结束了长达十余年，行程几万里的壮行，回到了家乡常熟。这使他广交了贤人达士，饱览了山川秀色，获得了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从而磨炼了意志，开拓了胸襟，增长了见识，由一个硕儒变成了一名集多种技术于一身，精通临床各科的能手。家乡父老对之莫不刮目相看。就在他回家不久，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同邑巨室瞿元立夫人因素体瘦弱，婚后不育，请仲淳“为诊其故”。缪仲淳见瞿夫人外观虽无明显病态， 起居如常，观察其脉却发现“细弦无神”。弦为肝脉，细属气衰，这是肝气衰败，胃气竭绝的表现。他根据《内经》有“脉无胃气者死”之说，断为“今虽无恙，必不久矣”。三个月以后，瞿夫人果一病不起。事情传开以后，缪仲淳就被人称为“切脉如神”的“神医”。从此登门求医人络绎不绝。不仅邻近各县，且远至浙江等地也常有人来登门求诊或邀约出诊。万历十五年（1587年），湖州史岳亭患温病，附近名医都认为“必死”，邀缪仲淳出诊。他诊察后对病家说：“元气未尽，故不死”。投药一剂后，高热就退了。时病人大便不行已二十多天，缪仲淳又开了一张麦门冬汤，并嘱患者多饮甘庶汁，隔日大便得通。二十多天的温病，只用了二剂药就痊愈了。

缪仲淳为人“重气节，娴经济”，关心国计民生。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朝政时，他建议在北方兴修水利，辟召南方善农者种植水稻，以改变京师“粮仰南方”的局面。这个 建议得到工科给事中徐贞明的采纳。万历中期，即在缪仲淳五十岁以后，明王朝日趋腐败，矿监税吏，四出勒索，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缪仲淳目睹时艰，忧心如焚，曾写诗明志：“心及世运，言念以伤悲王路日多难，哲人思见危”。毅然加入了东林党，和东林党人丁元荐、钱一本、于玉立等人“以节概意气相期许”“讽议朝政，裁星人物”，一起与阉党作斗争。并以此举家迁到浙江长兴，与丁元荐结为邻居。他鼓励于玉立要在朝廷不惜生命，为民请命，保持气节。他还与钱谦益议论朝政，斥宦党为危害国家，草菅人命的“小人”。他又深夜扣门访钱一本于常州，两次为同族缪昌期传递斗争信息。故在东林党中有“义侠名医”之称。缪仲淳的这些言行，当然逃不过遍布各地的宦党耳目，他们知道之后，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先是，把在京师为欲止矿税而奔走的仲淳恩师紫拍，至友于玉立，学生沈令誉等，借“妖书”事件陷捕。紫拍死于狱中，于玉立被罢官，沈令誉发配充军。后来，佞臣王绍徽又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一百零八将。其中常熟人及与常熟有关的就占了五名，缪仲淳则被比为“神医安道全”，准备加以陷害。后来其他人都被陷害，由于缪是个布衣，且行医为生，行踪不定，不久阉党势败，才得幸免于难。但这使他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感到“良友凋伤，百念灰冷”。从此，他就自称“海虞遗民”，比作劫余之人。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缪仲淳为实现他“有补于世”的初衷，治病为乐而外，专心致志于医学教育和著述。他对前来求教的人，总是有问必答，有求心应，从古代医学理论到临订诊断技术，从秘传方药到独得心法，无不认真传授。他还特别重视医德教育，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祝医”的论文。经他培养的学生很多，见于史籍的就有常熟张应遴、马兆圣、荣之迁、徐鹏，昆山李雅稚，无锡司马大复，吴江沈令誉，杭州刘默等八人，他们在医学上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缪仲浮的医学著作，流传至今的有12种，其《神农本草经疏》和《先醒斋广笔记》两种曾录于《四库》。《神农本革经疏》且传于国外，日本亦有活字排本，他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勇于标新立异，处处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辉。在外感病方面，他继承而又发展了张仲景《伤寒论》的理论方药，是温病学说的奠基者之一。他关于脾胃论证的学说，填补了脾胃学科中的一个巨大空白点，启导了后世无限法门。他创造了治牌名方“资生丸”，此方沿用至今，为著名中成药之一。

缪仲淳在实践中发现前代医著中有不够全面的地方，更看到了前人在认识论上的不足。如《神农本草经》对药物都只记载主治病证，而不言“其所以然”，用药如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难免犯“虚虚实实”之弊。特别是《神农本草经》把许多所谓“上品”的药，说成是可以“辟邪鬼”、“增年不老”、“轻身神仙”的灵丹妙药。后来的本草书也都照抄这些无稽之谈，而许多人竟然当真地服起丹药来，一些读书人甚至医家也曾上当受骗。他觉得对此不能缄默，不能让医方中谬种流传。为此，他遍尝药之气味，参考前人运用的经验教训，证之亲身实践体会，对四百多种常用中药的主治规律进行了辨析探究，阐释其中的药理。对古本革中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论述一一进行了驳辩纠正。如《神农本草经》记载，“灵砂……养神安魂魄，益气…… 令人心灵。”他驳斥说：“灵砂虽称水火既济，阴阳配合， 然硫家有毒，性亦下坠，只可借其坠阳交阴，却病于一时， 安能资其养神益气，通灵于平日哉。”所以有人赞他：“开凿《经》义，迥出诸家之上。

缪仲淳对妇科、儿科、外科、方剂、炮灸，以及诊法等诸学科，都有其独到的发现。如他诊一“停食发疟”病人时，“令病人仰卧，以指按至心口下偏右（此处为胆囊部位”，结果病人“大叫”呼痛。因而明确了诊断，投药而愈。这一方法和美国人墨菲民指导的胆囊压痛症（墨菲氏症） 基本一致，但墨菲民发现此症的时期比缪氏晚了近300年。此外，他还善于总结临床经验，提示治疗大法。对于血证，更别具心得。他的“血虚宜补”、“血热宜清”、“血瘀宜通” 和治吐血“宜行血不宜止血”、“宜降气不宜降火”、“宜补肝不宜伐肝”等治疗法则，后人无不折服。 缪仲淳一生中最后数年，是在金坛度过的。天启七年（1627年）病故于寓所，活了82岁。《明史》为其立传，附于李时珍传后。缪仲淳没有子女，只留下一大堆“朱黄甲乙”的著作。灵枢由其生前好友于玉立之弟暂厝于“阳羡（今宜兴）山中”。若干年后，才由内侄孙玉之麟迎归安葬于虞山 ，北麓舜过井旁，由兴福寺僧为之守墓。原有墓碑在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已佚失，墓亦荒废。八十年代，经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加以修葺，重镌了碑文，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