ҽ>>刘渡舟

刘渡舟 | 现代

(1917-2011)

中医学家。着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强调六经的实质是经络,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提出《伤寒论》398条条文之间的组织排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临床辨证善抓主证,并擅长用经方治病。从事中医教育30多年,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原名刘荣先,1917年10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幼年时,因体弱多病,常延请中医大夫治疗,亲身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疗效,逐渐对中医药产生了兴趣。由于他体质虚弱的原因,他的父亲在择业时给他选择了中医这条道路。16岁时在营口正式拜当地名医王志远先生为师,矢志学习中医,从而迈出了此后漫长中医生涯的第一步。

1931—1932年,在营口德育堂随王志远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系统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以及《药性赋》、《方歌括》等基础知识。1933—1936年,在大连市志远药房跟随老师学习临床知识及临床技能。   6年的学习结束后,他又在大连寿民药房跟随谢泗泉学习中医临床一年。谢先生曾告诉他:“学中医临床,莫过于外感与内伤两大类。学外感病必须读张仲景的《伤寒论》,而学内伤杂病则应该读《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因而,这一年他主要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与《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二书上下了功夫。这对于他此后的治学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938年,刘渡舟在大连志远药房坐堂行医。为了让他铭记行医的职业道德,努力救治患者,使患者从疾病的苦海中得以解脱,他的父亲正式给他取字为渡舟。   

1945年5月,刘渡舟随家迁居北京。1946年冬在北京参加并通过了“中医师特种考试”。1947年5月至1950年底,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挂牌行医。期间,曾受华北国医学院之聘担任教授,讲授中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参加了卫生部组织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西医基础知识,学期一年,于1951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天坛华北人民医院中医内科工作。此后又先后任北京永定门联合诊所中医科主任,北京南苑区大红门联合诊所主任。

1956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振兴中医事业,决定在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四市建立中医学院。这是医疗卫生系统的一件大事,各级部门对筹建北京中医学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千方百计为中医学院的教师队伍寻找人才。经人推荐,刘渡舟来到北京中医学院参加中医教学工作。先后任伤寒教研组副主任、主任,兼任金匮教研组主任。1978年任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并开始培养中医硕士研究生。1985年又成为全国第一批招收中医博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他还任北京中医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教材编写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中医学院学报》总编等职。在教学中,他辛勤工作,获得群众的拥戴。1983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1985年又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从1978年至今,他历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至今,任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医学)成员,1987年以来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刘渡舟于1956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84年以来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渡舟注重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特别对《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研究。刘渡舟认为,研习《伤寒论》,一定要结合《内经》、《神农本草经》和《金匮要略》诸书,这不但有利于全面地正确理解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且,在学习后世医家论著时,也就有源可寻,有本可依。他潜心研究数十年,撷古采今,旁涉诸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著有《伤寒论通俗讲话》、《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诠解》、《伤寒契要》、《新编伤寒论类方》等书,有理论、有临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尤其是《伤寒论通俗讲话》与《伤寒论十四讲》二书,在国内多次重印,并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同时,他还任主编,组织编写了自研究《伤寒论》以来的第一部专门工具书——《伤寒论辞典》。   

《伤寒论》的核心是六经辨证。但长期以来,对于“六经”实质的理解,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针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特别是针对有人提出的“六经非经络”的观点,刘渡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了六经的实质是经络。他认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思想是在《内经·热论》六经分证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六经辨证是以三阴三阳的六经经络及其相互络属的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物质基础的。离开六经经络及其相互络属的脏腑组织,则六经辨证就成了空中楼阁。六经辨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辨阴与阳,以三阴三阳的阴阳两纲统摄六经,然后进一步探求病位之表里,病情之寒热,病势之虚实。但是,如果辨证只辨到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它还没有具体地与人体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联系起来,仍然不能明确而深刻地阐明各种复杂的病理变化,以指导临床治疗。所以,六经辨证必须要以经络为基础,通过经络而落实到具体的脏腑组织,使辨证言而有物,从而达到辨证以论治的目的。他认为能否正确地理解六经实质,关系到能否正确地运用六经辨证理论以指导临床治疗,这是学习、研究《伤寒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刘渡舟还十分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伤寒论》六经病证,各有提纲证一条。提纲证是指能够反映出每一经络及其相关脏腑之生理、病理基本特点的证候群,对于某一经的辨证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例如太阳病提纲证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脉浮”,是邪气客于肌表,人体正气抗邪于外的反映;“头项强痛”,是太阳经脉受邪,而经脉气血不利的反映;因为太阳经脉络脑下项,头项是太阳经脉所主之专位,故头项强痛是太阳经受邪独有的证候;“恶寒”与“脉浮”并见,是卫阳被伤,不能温煦肌表的反映。此一脉二证反映了太阳经病变的基本脉证特点,揭示了太阳主病在表的病变规律,因而,临床辨证只要掌握了提纲证,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心中了然。此外,刘渡舟还认为六经辨证方法,原为邪气伤人而立论,并非只针对伤寒之一病。应该看到,辨证之法是从六经之体而求证,由于六经之体各异,与六经相互络属的各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各不相同,所以每一经的证候特点也就随之不同。六经病提纲证反映了六经各自证候的共同特点,因此,掌握了六经病提纲证,不仅能够掌握其在伤寒病中的辨证规律,而且还可以将其扩大至杂病的辨证范围。正如清代医学家柯韵伯所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   

对于《伤寒论》398条条文排列意义,刘渡舟认为《伤寒论》398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条文之间,或隐或现,或前或后,彼此间都有联系。作者在写法上,充分发挥了虚实反正,含蓄吐纳,对比互明,言简义永的文法与布局,从而把辨证论治方法表达无遗。研究《伤寒论》,首先要领会条文的组织排列意义,要在每一内容中,看出作者的布局和写作目的,能学到条文以外的东西,要与作者的思想共鸣,才能体验出书中的精神实质。例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篇》30条:从第1条到第11条的内容是全书的纲领,具有指导全书,统领辨证的意义;从第12条到第28条,以穿插交叙的方法阐述了桂枝汤方的临床适应证、禁忌证以及加减变化诸证,并引出麻黄桂枝合方的3个小汗法,作为其后论述麻黄汤证之先序;第29条与第30条,以误治救逆的形式具体地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作了示范。可见《伤寒论》之398条有经有纬,发生着纵横的联系,以尽其辨证论治之能事。

其在医学的其他领域也卓有成就,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刘渡舟验案精选》收录刘渡舟验案171例,案中评证,法扣医理,周以中规,折以中矩。书中突出反映了刘渡舟先生之气机论、正邪论、火热论、脾胃论、古今接轨论和抓主证的学术思想以及治疗肝病、肾病、心脏病、脾胃病、温热病、痿证、痹证、眩晕、失眠等病的独到经验。

刘渡舟还有着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辨证时抓主证是他临床上的一大特色。他认为,主证是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直接反映了疾病的基本性质及规律,所以是最可靠的临床依据。抓住主证,不但是辨证的关键,而且也是取得疗效的关键,具有带动全局的作用。如有一次,为一崔姓产妇治疗,患者因产后腹泻,被误认为是脾虚,多次服用补益剂无效;又因其舌绛,苔薄黄,脉沉滑,下利而口渴,按厥阴热利证,投白头翁汤亦无效。后详审其证,知有小便不利、下肢浮肿,寐差,咳嗽等水气表现,因而抓住小便不利及“渴呕心烦咳不眠”之主证,参以舌绛脉沉,乃知此属少阴阴虚,水热互结之证,与猪苓汤5剂,小便得利而腹泻诸症皆除。

擅长用经方治疗疾病,是刘渡舟临床上的又一大特色。仲景之方谓之经方。他认为,仲景制方,不拘病名为何,但求脉证切当,病机合宜,有其证则用其方,故不论外感、内伤,随手拈来,因证而施治。他还认为,经方治病有两大优势,一是组方精简,配伍严密,药少量轻而功捷;二是方证结合紧密,观脉证而定病情,随证施治,不拘一格。他在临床上运用柴胡剂治疗肝胆疾病,泻心剂治疗脾胃疾病,苓桂剂治疗水气病变等,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还从临床实践出发,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师仲景之意而广仲景之法,创制了不少疗效很好的新方。如柴胡解毒汤、柴胡三石解毒汤、柴胡活络汤、柴胡鳖甲汤等治疗各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变的系列方剂,疗效显著。

水气病,是中医特有的病证概念。但自仲景之后,还没有哪位医家对水气病证治疗进行过系统的论述,致使水气的概念不清,证治不明。通过长期临床观察与治疗,刘渡舟发现水气为病在临床上既常见又多发,涉及面很广,特别是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常常表现为水气病变,临床上不得其法,常难取效。因此,他刻意对水气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试论水气上冲证治》、《谈谈人体的津液链》、《谈谈“水证”的证治》等专题学术论文。他认为:“水气”的概念,应该是既有水饮,又有寒气。其发病的机理与心、脾、肾三脏的阳气虚衰有关。心为阳中之阳,上居于胸中,能行阳令而制阴于下;脾为中土,能行津液而制水于中;肾为水脏而主宰水液的气化作用。若心、脾、肾三脏阳气虚衰,则水阴之邪无制而汪溢为害。其中,尤是以心阳虚不能降伏下阴而为二:一是由“心下”部位气往上冲,主要责之于心脾阳虚;二是由“脐下”部位气往上冲,主要责之于心肾阳虚。水气病的辨证,典型者可出现明显的气由下往上冲逆的感觉。不典的辨证,典型者可出现明显的气由下往上冲逆的感觉。不典型者,虽不见明显的气冲之感,但从下往上依次出现的或胀、或满,或悸等证也十分明显,故临床不难辨认。甚者水气上冒清阳之位,还可以出现头目眩晕,或眼、耳、鼻、舌诸窍因之不利,亦当注意。此外,色诊,脉诊对诊断水气病也很有意义。水气之色上于头面,其人面带虚浮,其色黧黑,或出现水斑(额、颊、鼻柱、口角等处,皮里肉外,出现黑斑,类似色素沉着),谓之水色;舌淡嫩而苔水滑,甚者舌面津津然欲滴,谓之水舌;脉沉而弦,谓之水脉。色脉相应,便可辨为水气病而无疑。治疗水气病,法当温阳降冲,化饮利水为主。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是治疗水气病的基本方。方中以获苓、桂枝为主药,茯苓之用有四:甘淡利水而消阴其一;宁心安神而定悸其二;行肺治节之令而通利之焦其三;补脾固堤而防水汪其四。桂枝之用有三:通阳消阴其一;下气降冲其二;补心制水其三。此方若有茯苓而无桂枝,则不能化气以行津液;如有桂枝而无茯苓,则不能利水以伐阳。故苓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余如苓桂姜甘汤、苓桂枣甘汤、苓桂杏甘汤、苓桂味甘汤等苓桂剂,皆可视作在此基础上的加减化裁。除了将经方有效的用治于水气病外,刘渡舟还创制了苓桂茜红汤、苓桂杏苡汤、苓桂龙牡汤、三参救心汤等治疗水气病的有效方剂,丰富并发展了中医治疗水气病的内容。

刘渡舟在中医教育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了30多年,深知教书育人、培养中医接班人的重要性。在长期的中医教学中,他积累了两点非常宝贵的经验:一是读书须要背书;二是理论必须结合临床实践。   他认为,背书有两大好处:第一,背书有益于明理识证。《医宗金鉴·凡例》中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他指出“背”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而“识清”最终是为了临床上能够准确地辨证用药。第二,背书有益于日后进一步理解中医理论。由于经典著作文字简要,理论深奥,初学者难以一下子弄懂其全部义理,如果能够先将书中的内容熟记于心中,日久以后,随着所学知识的广泛与深入,尤其是随着临床知识的提高,对某些疑难问题就逐渐地有触类旁通之功,这可能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悟性”吧,这种“悟性”越多,其中医水平也就越高。刘渡舟曾说:“巧者人皆受之,若平时不下苦功先熟书于心中,则临证之时又有何巧之可言”?这对初学中医者来说,尤为重要。

在扎扎实实的理论基础上,他十分重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他常常跟学生们说:“中医之所以能几千年而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在临床上能解决很多问题。在课堂上学习基础理论,就是为了能在临床上正确地运用它。如果一个中医不会中医临床,那他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医。通过临床实践,不但可以验证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而且还可以激发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在实践中求发展。

旧医(中医)的堕落

ҳ2808 2008-03-21 | 2011-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