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官本位”（仕途）思想根深蒂固于人们的头脑中

我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儒家思想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首要，“治国平天下”对知识分子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此要“学而优则仕”。读了书，就要出来做官。结合这一思想，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了千余年。对知识分子来说，出仕是惟一正途，而其他则被视为旁门左道，所学的东西都统一在四书五经范围内。“治人”为本，“治物”为末；“重道轻器”轻视自然科学技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中国的整个精神文化形态是受这种学术范式所规定和制约的。又由于这样一种学术文化的体系非常适应于巩固和稳定封建社会的需要，因此一直难以被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所冲破。这种僵化的学术传统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最优秀的学者吸附于自身，浪费他们的精力和才华，并通过经术则可得到功名利禄——即“学而优则仕”；而“离经叛道”，思想稍微“有乖于圣学经义”，即给予个人甚至家族以轻则及身、重则灭族的严惩。利诱强迫人们不得不毕生从事于一种在本质上无益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缺乏科学精神的僵尸式的学术——传统经学。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如医学等，则被认为是“小术”、“方技”，“医卜相，皆方技”（《三字经》）。

中医医学史上很多医家并不是原来就主动或自愿习医的，大都是因习经文走仕途之路受挫而被迫投身于医学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其中不是透露出一丝无奈？就连神医华伦莫不如此，其后来甚至为自己行医而后悔，“忙之绝技，凡此类也，然本作主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海”。更有甚者，清代著名医学家薛雪去世后，其孙为其写墓志铭，文中概述乃祖生平，竟“无一字及医”，反而将他置于理学一流。当时著名文学家袁枚读后大为愤慨，认为这是“甘舍神奇以就臭腐”，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予以批驳。“试想在这样钻经学走仕途（官本位）思想影响的大环境下，又有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主动或自愿去从事医学？即使从事医学也往往用经学思想去指导行医实践或探讨医理，历史上的“儒医”即是如此。像这样能给中医学带来多少科学精神呢？

2 东方神秘主义及封建迷信腐蚀着仅存的科学精神

神秘主义主要指直觉、顿悟等非逻辑的认识方式和思维方式。它既不靠逻辑推理，也不靠思维空间、时间的连续，而是思维中突然领悟和全体把握，甚至直接认为神。（老子）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主张“唯道集虚”、“同于大通”。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把直接思维发展到了极致。这种思维对认识事物（主要对自身）具有一定的启导作用，但往往易使人无限夸大它的作用，而很少考虑它所作出的结果是否符合实际，也易使人们不去考虑它的因果关系，最后达到盲目相信以致于出现神化，从而达到迷信的程度。我们在不少古代乃至今天的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写“某某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一目十行”、“倒背如流”，这样的奇才在书中极为常见，可我们却一点也不怀疑，甚至认为是当然，这本身就说明我们思维中缺乏科学精神。试举一例，如韩愈记叙唐朝大将张巡事迹，这样写道：“……（张巡）尝见嵩（人名）读《汉书》，调嵩回‘何为久读此？’嵩回：‘未熟也。’巡回：‘吾读书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因乱抽他卷以试，无不尽然”。记忆力确实惊人，令人佩服。但作者又写道：“嵩从巡久，亦不见巡读书也”。不读书，而又什么都记得，那么所记的东西从何而来呢？书中没有说。张巡在韩愈笔下简直就是神！这在今人读来，让人不免发出“古人比今人聪明”的感慨，似乎人类越来越退化，今不如昔。而这样的记载却比比皆是。

这样的思维持质及极大神秘化几乎影响和塑造了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及每一学科，中医学自不例外。这种思想和方法影响中医的思维特别表现在脉诊上。“医之为言意也”，“方者，仿也”。怎么“意”，怎么“仿”，则全凭医者自己主观体悟了。《脉》曰：“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切脉之道，全贵乎心灵手敏，活泼泼地一片化机，方能因应。”阅历既多，指下之妙，得之于心，不能宣之于口，实有此种境界”。伴随脉诊的主观体悟化，人们更可将其他三诊（望、闻、问）所收集到的信息均归结为脉诊所得，给脉诊附带上许多并非脉诊本身的意义，夸大脉诊的作用，使其走向神秘化。

这种神秘主义对历史上的名医更是大肆渲染其“神”，无以复加。如对医圣张仲景，“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尝见侍中王仲宣（即王璨，东汉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仲景田：‘君年四十当有疾，须眉脱落，脱落后半年必死。宜豫五石汤，庶几可免。’……后二十年，果有疾，须眉脱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竟能将二十年后甚至到某天死在何时判断的准确无误，即使今天运用高科技的现代医学也望尘莫及。像这样对中医（还有气功、易经等）缺乏科学精神、无限神秘化的结果，不仅不会促进中医的发展，相反只会成为其前进的绊脚石。另外也易使人们不辨事实，形成习惯思维，将谬误作真理，不加分析，盲目崇拜。

3 排斥严密逻辑性的思辨性思维使人们思维模糊化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较为发达的。但这些思辨性的思维往往缺乏经验或实验做基础，空泛的议论较多，而实质性的内容较少。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学说蜂起，学派林立，为思辨性思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家学派对于实验较为注重，然而墨家学派这种注重实验的学风并没有得到继承与发扬。汉以后墨家已成为绝学，学术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偏转。儒家、道家、名家、阴阳家所提出的一些思辨性的论题，由于缺乏实验根据，从而也相应地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自然科学（包括中医学）的发展并未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例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与变化，尽管有一定唯物论的因素，在哲学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于现实，对于自然科学，实际上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到底构成宇宙的物质形态是什么，“气”的理论是没有说清楚的，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却会给人造成一种虚假的满足，阻碍了人们对问题探讨的深入，从而也使人们丧失了探索科学的动力，在现实问题中缺乏科学的精神。

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都有其内在矛盾，应当从其各种的矛盾运动来加以解释。但是阴阳学说并不是这样，凡是讲不清所以然的各种复杂问题，统统都用“阴阳”二者的作用来解释。如在解释电的起因问题时，就说是“阴阳相激而为电”；（方以智《物理小识》在解释地震的起因问题时，也说是“阳优而不能出，阳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这样解释电或地震的现象比起鬼神迷信的说教来，当然要进步的多。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本质仍然没有被说清楚，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众所周知，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诸如“气”、“阴阳”、“五行”等概念无不被引入中医学中，而中医理论就是构建在这些概念基础上的，离开这些概念中医学将无从谈起，这就注定了中医学很难通过精确的定义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来阐明道理，但这种特征却为中医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来自圆其说。对同一种病，不同的中医医生可以有不同甚至对立的说法与解释，真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皆可以说通，甚则似乎无懈可击，但往往终究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人们听后仍然莫不知所以然。难怪梁启超曾感慨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医学不知科学，既不解人体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如果说古代阴阳、气、五行等学说对中医学发展起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那么今天相对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西医学来说，缺乏科学精神、翻来覆去用之解释说明问题的阴阳等学说，则对今天中医学的发展是一极大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