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于1995年我离开中医界的时候，是一段思考和经历的总结。但其中一定包含着许多幼稚不成熟的东西。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这篇文章我就留起来了，也没怎麽修改。今天有一位网友忽然要和我谈一下中医的问题，我说一言难尽，于是就决定将此文贴出以飨网友。

本文批判的对象也包括一些权威，甚至是知名人士。但本人一向以为科学探求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应有一点冒险精神。因此文责自负。

当我们谈起中医学的时候，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什麽是中医学。显而易见：中医学不是指中国的医学，而仅指中国的传统医学。五版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是这样给中医学下定义的：“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科学，它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对中医的定义是从两方面介定的：一是从研究内容方面：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二是从与现代医学的关系方面：独特的理论体系与西医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正如原中医学会会长任应秋教授说：“我们讲的中医特色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则治法等基本理论。”这是这个定义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即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发展及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是我们在实践评价的基础上对中医学进行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个应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在中医学的定义中，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是相提并论的，为什麽这种临床经验没能包含在理论体系当中呢？这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首先，我们在哲学观点的层次对中医学进行分析：中医学的哲学指导是阴阳五行学说，虽然它有一定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思想，但它是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不能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最终必然倒向唯心主义。“这种自然哲学倾向用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演绎出医学的结论。这种倾向有一定历史根源。因为医学正是由于哲学的帮助，才从巫术中解放出来，构建了第一个医学理论体系，并且在科学本身不发达的年代里，为了描绘一幅人体及其健康与疾病的总图画需要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种倾向在中医学的一般理论层次（如对人体、疾病等的总观点）和具体医学理论层次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经络是运行气血，沟通表里上下的通道，六淫，七情影响人体生理机能引起疾病。并据此而建立了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从而构成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框架。

中医的脏象学说虽有一定的解剖学基础，但它并不是建立在解剖学的观察之上的。因此它不能客观地反映人体结构。恩格斯指出：“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5）那麽脏象学说反映了人体生理、病理状况了吗？显然也没有，结构决定功能，既然不能正确地反映结构，也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功能。

这一点随便举一例就能说明：

中医的肺、脾、肾为主的水液代谢理论能正确地解释尿的浓缩和重吸收机制吗？能反映人体代谢过程中的酸碱平衡吗？显然不能。因为当时的时代决定了当时的认识水平。

同样，气血津液学说认为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可是，现代医学早已证实，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与自然界并无区别，也是由各种分子、原子构成。蛋白质、脂类、核酸等这些生物大分子才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生物体区别与自然界的标志。经络学说认为是经络沟通了人体各部分的联系，其实这种联系本身是建立在脏腑学说基础上的，是一种虚幻的联系，它不能反映人体的各部分功能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调节。中医典籍高度重视经络的功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按照这个说法，截肢的病人三阴经、三阳经俱断，就不能活了。而实际上，很多的病人截了肢，不是也活得很好吗？病因病机学说也不能反映环境中的致病因素与机体在致病因子作用下的病理过程。它仍然是建立在五脏配属五行的基础之上的，六淫，七情这些致病因素本身也是虚构的致病因素，怎能反映成千上万各不相同的致病因素呢？综上所述，中医的整个理论框架都是建立在阴阳五行这种臆造的联系之上的。

与此相反，现代医学则是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以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等学科来反映人体的结构，以生理、生化学来反映人体的功能和物质代谢过程，以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免疫学来反映疾病对于人的结构和功能的破坏以及人体与它们的斗争过程，以流行病学，诊断学、药物学、预防医学和各科治疗科学反映人类与之斗争的手段，形成了严整的理论框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对中医称颂最多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整体观。钱学森教授虽然认为中医是自然哲学，但对它的整体观称颂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中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称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与现代科学体系之外。”“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析成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在于此。”“这些现代科学成果促使我们去考虑祖国传统医学，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中医理论中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初步的框架即人体科学理论的起步是有的，那就是中医理论。所以我总说唯象中医学，即把中医理论从阴阳五行中解放出来，用中医整体观把几千年医疗实践总结成为人体科学的框架，这是基础，是起步，然后把某同志讲的那些千千万万的资料往里装，不合适，就想办法局部地修改一下原来的框架，这就前进了一步了。一一点一点的做下去，总会有一天，一切已有的资料差不多了，那时人体科学的理论就形成了。”

笔者认为钱老在这里对中医理论的整体观过誉了。我们知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关系：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这个错误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医的整体观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一种虚幻的，臆测的联系之上的。中医理论没能够很好地对人体进行分析，也就不可能进行综合。西医的理论体系中是否有系统论思想姑且不论，即使西医理论需要有整体观，系统论，那也只能是建立在西医理论分析之上的整体观，系统论，而决不能是中医的整体观。中医理论不是反映的人体内部固有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中医的整体观是一种虚假的整体观，它根本不可能摆脱阴阳五行。如果摆脱了五行学说，整体观就不存在了，更不用说系统论了。“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现代科技进行多途径研究”同样是错误的。候灿教授对此有过切中要害的批评。“在中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上如果撇开西医学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方法获得的认识（即知识），一切从零开始，实际上有点象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要打倒一切资本主义文化，重新创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做法。”“也要防止或克服中医对西医的虚无主义态度。”判断中医理论是否可取，其检验标准只能是实践。中医的实践就是它对疾病的诊治，中医诊断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即把通过四诊收集来的资料归纳成某个症状群，将其概括为某种证。并根据这种证确立治则治法，用针对某种证的药物或方剂或其它治疗手段进行治疗。这种辨证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钱学森认为：“我说中医的‘证’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是完全科学的，是人体功能态。”“辨证论治是辨识和调整疾病功能态。”而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关系的题。

中医的诊断的基础是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哲学思想来推断人体内部的病理变化，即所谓的黑箱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有诸内并不一定就形诸外，有诸内不形诸外，有诸内渐形诸外，有诸内假象于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能出现的。因此，通过望闻问切得到的这些资料只是表面现象，只能反映人体的局部、表面、不稳定的联系，而不能反映人体内部变化的本质联系，不能反映疾病作用于人体中发生的有规律的病理过程。单根据症状、体征、病史无法判断人体功能处于何种状态。而且这种症状群的整理归纳也是依据脏象、经络等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中医理论，是一种机械化，程式化的症状群。用这种症状群来进行诊断和治疗会引起下列问题：一是各种本质不同的病都可以引起某种证。例如：脾虚证可由胃溃疡、胃癌、消化道出血、胃肠功能紊乱造成。各有本质不同，怎能一概而论。二是证不能概括本质相同的一种病的所有症状。三是某种证的各种症状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四是某些隐匿性疾病无证可辨。五是某些病不表现它的全部症状。一些著名中医师也认识到这种辨证论治的缺陷。王琦提出：“辨证论治不是普遍法则。”姜春华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但无论中医的辨病还是辨证，都只能反映人体外部的表面的联系。即使引入微观辨证的概念，也无法克服其固有缺点。但是也应该指出某些症状确实是有规律地同时出现的，概括这样的症状群的证，是有一定的诊断价值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内部联系。

在辨证完成以后,采取某种治疗措施(包括中药、方剂、针灸、推拿等），来消除这种证，就是论治的过程。首先来谈中药的应用。“中药材中，植物性占大多数，古称‘本草学’由于中药的应用是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的，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若干特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中药’。”中药的应用是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即通过人们服用发现其有改善某种症状的作用，人们把这种作用记录下来，加以概括，即称为功效。例如：麻黄功效发汗、平喘、利水。若某种中药能够改变某种可以被概括为证的症候群，则功效也就被概括为改变某种证。例如：巴戟天：补肾助阳，祛风出湿。套上了中医理论的笼头。这种对中药作用的概括只能是对中药作用于人体后引起的表面现象的，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概括，而不能深入分析药理作用研究其化学结构，揭示其本质的作用原理。例如：麻黄，西医药理学研究从中提出有效成分——盐酸麻黄碱，并知道它是通过受体起作用，揭示了麻黄所引起的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中药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中药使用，反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例如：苦参。中医理论只是指出它能清热燥湿、祛风杀虫等一定的抗感染作用，而现代医学理论的研究还揭示出它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扩大了应用范围。中药金银花有清热解毒功效，用于疮、疖、痈等感染。但中医理论并不能指出它对哪种菌引起的感染最有效，对哪种菌或感染微效或无效，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中药的应用总是停留在经验层次，这些经验需要现代医学理论发掘，整理，加以提高。而且这种开发，属于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的研究范畴，与青霉素的发现与研究没有本质区别，和中医理论没有必然联系。由于天然药物的作用必然受到其化学结构的限制，必然有许多植物药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甚至对人体有害。人类必须人工合成新的化学结构以满足人类对药物的需要，借口中药无副作用而贬低西药是毫无道理的。人工合成的药物固然有副作用，但天然药物的副作用也不比人工合成的少。在古代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在近代，黄萍等人收集了1950-1993年公开发表在123种医学期刊上有关中药不良反应的报道780篇，计3009例，而这些仅是中药不良反应中很少的一部分。在国外，此类事件亦屡有报道。比利时应用中药减肥，在减肥的人群中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病例，有48例程度严重，需做血液透析，其中18例甚至做了肾移植手术。该国研究结果是，肾功能衰竭的发生与中药防己、厚朴有关。新加坡应用中药黄连后，发现此药能引起新生儿溶血症，后经临床及药理毒理专家评议及国家药物专家委员会认定，由国家颁发禁用黄连的法令，且含小必（音）碱的黄柏、黄芩也在被禁之列。这些情况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是难以发现与解决的。

方剂学的理论也未能脱离脏腑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中医理论的束缚，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之上的。方剂只是对某个症状群即某个证来组方的，这也是一种盲目的实践，因为他针对的这个证，并不是针对疾病引起的本质变化，而只是针对疾病引起的表面现象。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疝气的治疗：中医称为狐疝，西医称为是小肠疝。中医治疝气的方子有葫芦巴丸、天台乌药散等数十个，但无一奏效，非需手术治疗不可。疝气时好时坏，古人无现代医学知识，不知道疝气成因，便以为是方剂奏了效。只有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内部联系时，方剂才有效。

针灸，推拿这些物理疗法，其理论指导经络理论也是建立在一种假想的联系之上的。它能否取得疗效依赖于经络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不自觉地与人体在某些病理状态下的实际需要相符合.虽然有无循经感传现象在争论中,但是现在没有一项研究表明针灸推拿的疗效不是通过神经体液调节,而是通过经络起的作用.这种直接物理刺激所引起的神经体液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通过这种作用治疗的疾病种类也很有限。其不可用其它手段替代的作用就更少。

辨证论治在整体上是失败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著名中医谢海洲在荷兰神州医庐应诊时,其有效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几,只治好了几个感冒之类的小病(自愈性很强,作者注).现今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医学在祖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消灭了天花(尽管中国人发明了种痘术),控制了各种烈性传染病,地方病,不仅治愈了许多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在不断攻克疑难杂症,每一个进步的脚印都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治不好的病,也绝大多数能阐释其原因或指出其研究方向.而中医早已退缩于一隅且靠政策吃饭了,即使在中医院里也是大多数病人靠西医治疗,这难道不是众目睽睽的事实吗?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整体观,辨证论治,而在于其中的某些经验.这主要包括一些专病专法的经验和一些确能反映机体内部联系的证.挖掘这些经验,才是中医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任务.

在证的研究方面:上海医科大学对肾阳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发现肾阳虚者尿中17羟皮质醇低下,又进一步发现肾阳虚者不同于阿狄森氏病的低下反应而是延迟反应最终揭示了肾阳虚患者和老年人内环境反馈调节的缺失,并以补肾药以药验证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最终指出肾阳虚证的本质主要是下丘脑功能失调.必须指出这种证的研究只有在认识到尚未被现代医学理论所认识的联系以及尚未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时才有意义.这种证可由不同原因引起,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补肾方药只是对一定条件下的肾阳虚证起作用,而对另一些条件下引起的则未必有效.如:补肾方药可用于生理性衰老引起的下丘脑功能失调,而其它原因引起时,则未必有效.

尚天裕在对骨折的治疗中，借鉴了中医的经验，提出了以内因为主导的“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结合”等新的治疗原则，运用小夹板疗法提高了骨折的疗效。但是，这和中医理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尚天裕指出“中医的小夹板疗法实际上就是器械外固定。”可见在这里也只是中医的经验在起作用。

对青蒿的研究也是从《肘后备急方》中的经验“青蒿一把绞汁服，可以治疟”中，经过药理学的研究提取出青蒿素，获得了世界的承认。青蒿素是世界上唯一公认的由中国人发现其化学结构的药物。而中医的传统方剂青蒿鳖甲煎却无效，因为煎煮破坏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青蒿素获得承认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找到了它的化学结构并且其对疟疾的疗效高于奎宁.这些研究一经完成，它的成果就属于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了。因为它不再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应用的了。这种研究只是借鉴了中医的实践经验，修正、补充、改善和发展了现代医学理论。中药加西药不是中西医结合，只有搞清中医的经验在哪个环节，哪个层次上起到了现代医学理论尚未认识到的作用,才能算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综上所述，我想可以对中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的矛盾下结论了，那就是中医学的理论未能正确反映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在其指导下的实践就整体而言也是失败的。中医学不符合客观规律，没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旧事物，而现代医学理论则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对人体有越来越深入的正确认识，是新事物。现代医学医学必然战胜并取代中医，中医必然走向衰亡。现代医学对中医的否定是一种扬弃，是对中医理论的抛弃，而对中医的某些实践经验的保留，并且把这种经验加以发掘、整理、提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需要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也就是要求我们把中医的经验以提高了的形式有机地融合到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中去，促进医学的发展，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所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从真理只有一个的角度看：

　　西医理论体系和中医理论体系的关系用集合的概念来表述绝不是如左图，而应如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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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　（3）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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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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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示中医　（2） 示中西医结合　　 （3）示 西医
　（ 4 ）示中医中的合理成分　　　　　　 （5）现代医学（即西医）


对中医学进行哲学思考有着深刻而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医进行正确的价值评价：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从整体而言已不可能和现代医学相抗衡，不具有和现代医学同等重要的作用。谁能指望弓箭长矛与机枪、大炮甚至原子弹相匹敌呢？“在科学和医学发展到如此程度的今天，再坚持这种自然哲学，就只能造成削足适履的后果。18、19世纪德国的一些著名医学家就曾把德国古典哲学生搬硬套地移入医学，阻碍了医学的发展，更不必说20世纪的今天了。”（23）但为了发掘中医的实践经验，中医还是应该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继续存在一个时期。这种存在也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存在。但任何企图长期保持中医特色（包括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中医理论是封闭系统，它本身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发展了。中医不可能振兴！

其次，可以指导我们正确地发掘中医学有价值的东西。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首先应该是从临床入手发现在它指导下的实践有哪些和客观事实相符合的地方，符合的条件和程度怎样，本质是否有意义，而不是泛泛地造动物模型去印证中医中的“证”。这种研究夸大了证的合理性成分，将是毫无意义的。对中药，方剂的提取物的研究应与同类功效的西药做比较，双黄连是否能有青霉素、先锋霉素和菌必治同样的抗菌作用呢？脉络宁溶栓能不能比得上蝮蛇抗栓酶，抗凝能否比得上肝素？如果比不上，这种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医的特殊治疗方法（如针灸、推拿）只有在某些病的治疗上取得了优于现代医学疗法的效果时才有意义。而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用现代医学来阐释中医的实践经验。中医的实践经验也是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层次较低，而且其中的许多随着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大多已过时而不再有意义了。因此，对中医有用经验的发掘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建国以来，对中医经验的发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中医的小甲板治疗骨折、青蒿素的发现等都获得了世界的承认。但它们只是现代医学发展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不存在若干个“诺贝尔奖级的问题”。

再次，从管理方面讲，任何企图保持中医特色和夸大中医功效的管理要求都将是不合理的和不可实现的。中医管理局不应另立中医病症诊疗标准，对科研成果自己评奖，更不应要求病历书写中面面具到的辨证分析和中医治疗率达到70%以上。这些都人为地阻碍了医学的发展，造成了假成果的泛滥和各中医院大规模重抄、篡改甚至伪造病历，愈演愈烈。对与中医师也应要求掌握现代医学知识。对于一点现代医学知识都没有的中医师必须加以限制。

医学不是艺术形式，是科学，要客观的反映规律和利用规律。中医特色也不能象京剧那样做为一种艺术形式，做为国粹来保留。因为它不能正确地反映医疗活动的客观规律。否定中医特色不是否定中国古代医生的智慧，更不是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而是发展、扬弃。中医中的合理成分在中医的消亡中获得新生。只有否定中医特色才能创造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乐为中医灭亡高歌吟！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