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前言的前言
2007年3月方舟子先生的《批评中医》一书（以下简称《批》书）问世，认真仔细的拜读之后，首先引起兴趣的是他的前言《我与中医的关系》一章，其间有几段文字堪称奇文。其一，他踌蹰满志地写道：“书读得越多，学历越高，我对中医理论的否定，对中医的怀疑就越大。”这和“书读得越多越愚蠢”的观点在逻辑上都是一样的荒唐可笑；其二，他理真气壮的宣称：“不需要了解它（中医）太多的细节，只要根据通用的科学标准加以衡量即可”，与那位物理学家所说的“搞物理的学者几乎没有人读过牛顿的力学原著，因为没有必要”同一腔调，妙哉高论！我曾经读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背得两句经典，但我离生物科学尚差十万八千里，因为那只是我读初高中受到的普通教育，并未进行过生物科学的专业训练和系统学习。我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五脏六腑解剖生理对活人和死人的意义有何异同、以及活人的心理活动如何量化等生物学能否解决的问题。其三，他煞有介事的说：“中医并不能代表中国医学，它只是汉族古代医术体系”。中医一词乃十九世纪末西方医学进入后才应时而产生的，原本就是中国医学的简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医学不仅是汉民族的医学，她吸收溶汇了各民族的先进东西。例如藏红花、胡麻仁、番泻叶等常用中药即是最好明证，中国医学与世界医学包括阿拉伯、印度、东南亚、朝鲜、日本、俄罗斯、西欧等均有广泛交流。例如：中药的西洋参、朝鲜参、鸦片等等，而且中医也影响周边国家，如日本皇汉医学、韩医等。因此，把中医说成是“汉族古代医术”是对中医史的片面认识。
他在前言中，对中医归纳了四个观点，其中主要的有两点。第一点：“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应该总体上加以否定抛弃”。一个生物学博士难道不懂得物种的消灭是因于自然生存环境的破坏殆尽？那么，人为的强行消灭中医是合理的吗？是能够实现的吗？第二点：“检验中药”。这比另一位废医者张某《告别中医中药》的全面否定似乎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中医已废除，皮之不存，毛将安附？中药的合理性和疗效受到怀疑，先入为主势必影响验药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结果只能变成化学药品而丧失天然性优势，成为扼杀中药的名正言顺的借口。
综上所述，方舟子先生主张“废医验药”，造成三大谬误，废医是第一大谬误。他所谓的“中医不是科学”是个伪命题，中医科学谁也废除不了。验药是第二大谬误，他所谓的验药是取消中药的柔性策略，中药是伟大的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类为什么要拒绝大自然的恩赐？第三大谬误就是他为了消灭中医，在《批》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过度炒作鲁迅、傅斯年等近代名人的名言，借名人之口骂中医，拉死人压活人，有失学者风范。我一贯主张“继承发展中医中药”，与方舟子先生的主张有着本质的对立。“继承发展中医中药”是基于振兴中医的立场，承认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吸收现代科学知识来丰富发展中医理论，强化临床效果，进一步验证中药的疗效和检测中药的毒副作用。
中医需要批评，中医欢迎批评，批评应该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有利于她的进步和
发展，而不是侮辱她，更不是消灭她。
为了《批》书的前言，我写了这个前言。
一、中医不是科学是个伪命题
方先生在《批》书中写道：“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应该总体上加以否定抛弃”。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不成立的伪命题，其论点和论据都是错误的。
（一）、中医科学源远流长
《批》书断言，“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科学”，“既然中医理论体系远在人类有科学之前就已确立，那么中医学不是科学，本是自然的事”。
科学一词是近代从国外翻译而来的，之前的中国文字表述的是格物致知，表述不同，实质一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呢？中医是不是科学呢？胡适先生1908年12月14日在《竟业旬报》第36期白话（三）·苟且一文中说：“先说我们祖国的科学，以前我们中国，讲起各种科学来，哪一门不发达得早，神农皇帝的时候，便能尝药性，发明医学，黄帝的时候，已有人会算天文，会造历日”。《批》书不是很赞颂胡先生的吗？为什么却唱反调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中医不是科学呢？
《批》书为了进一步证明中医不是科学，又引出科学家爱因斯坦1953年的信“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爱因斯坦明确无误的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方先生却把它篡改为“科学的诞生”，明明说的是“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而方先生将其篡改为“因此不必对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惊讶”，“发展”与“诞生”、“进步”与“没有出现”都是不同的概念。方先生这种故意的篡改，其目的是证明外国在近代才有科学的诞生，中国古代怎能出现科学呢？自然而然中医更不是科学了。这种证明是建立在篡改之上的，还有说服力吗？《批》书搬出外国人做后台，说：“中医是科学，并没获得国际的认可，出了国门，很难找到有学者承认。”中医是科学自有科学的标准，难道外国人等于科学的标准？
《批》书训导式大谈科学的定义和内涵：“科学的定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他先说是从“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给科学下定义”，接着便以“这个定议过于空泛”加以否定，再引用《不列颠百科全书》把科学定义为“有关物质世界及其现象，并需要用到客观观察和系统实验的知识体系。但是，对科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很难下一个大家公认的简明定义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纠缠怎样给科学下一个恰当的定义，我们更关心的是判断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学术界对什么是人？什么是生物？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无法分辩人和其他动物、生物和非生物了？当然不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判断是人还是不是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是没问题的。”费了那么多篇幅说来说去，既没有说清科学的定义和内容，也没有说清判断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这种逻辑混乱的巧辩毫无实际意义，请问：物质世界才是科学，非物质世界是不是科学？精神、心理、感情世界是不是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批》书完全回避这些问题，而且进一步说：“对于科学来说，如果是有的、灵的，你不信也照样有，照样灵；如果是没有的、不灵的，你信也不会就有、就灵。”十分固执的表明他所谓的科学，就是物质世界就是自然科学，把非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社会科学拒绝在科学之门外，医学上有种暗示疗法，针对癔病患者注射汽水之类的非药物治疗，患者坚信用了治病的药物，病就全愈了。这种精神心理疗法有力的反驳了所谓的科学就是物质世界就是自然科学的谬误。中医是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世界和精神心里感情世界之大成者，从学术角度和科学伦理原则出发，方先生已经失去批评中医的主体资格。
（二）、伟大的哲学科学——阴阳五行
废医者们常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医的基础理论核心阴阳五行学。方先生也不例外，他说：“阴阳五行都是非常模糊，抽象的概念。并非客观具体的事物和现象，无法界定和证明”，“无法测量”，“木、火、土、金、水五者属 性的观察，是非常原始、粗陋的，根本经不起推敲”，只能是“玄学”。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阴阳五行是科学，是伟大的哲学科学。
1、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认识方法论
阴阳五行是中医对宇宙一切事物的认识方法论，一个事物分成阴阳两面，这两面不能单独存在，而是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生化、相互消长、相互统一的，它不是两分化，也不是一元论，而是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数学模式是1=1+1，三阴三阳就是一个事物的阴阳两面加上中间部分，即1=1+1+1，即一分二，一分三，又二合一，三合一，其中的一又分二，又分三，无极限的产生多元，但总是合一的。
五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系统组成，它们处于动态之中，故叫五行。万事万物的生长、发育、变化、消灭都遵照五行的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运行法则有序进行，不应简单的将其理解为五种实体物质和五种属性的分类方法，所以汉代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写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行），以有五脏”，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行相生：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脾湿，脾湿生肺金，肺金生肾水，肾水生肝木。五行相克：肾水克心火，心火克肺金，肺金克肝木，肝木克脾土，脾土克肾水；相侮者反克，例如：肺金克肝木，而肝木反克肺金叫相侮，相乘者顺克，例如：肝木克脾土，是正当所克，叫相乘。
如果说阴阳是根本大法，五行就是程序规则，核心价值就是相生相克。阴阳五行对一切事物具有指导性、实用性，以生命科学为例，一个精子进入一个卵子，成为一个受精卵，男人的外生殖器是一个凸型的突出物，女性的外生殖器是一个凹型的内陷物，二者无与伦比的和谐完美，这些都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实体标本，是1+1=1的实体证明。再以经济学为例，从阴阳学的观点出发，自由市场不应是随意，更不是放任自流，必然要受到供需的制约，这种制约促使自由市场健康成长。这就是相互制约、相互生化最好的说明。
2、对《批》书几个奇问的解答
奇问之一：“水银属金还是属水”？
答：水银既属金，又属水，系双重属性，因为金能生水，是一物属二行。
奇问之二：“很多金属和非金属都能燃烧，岂非金生火、土生火？”
答：由于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乃三代相生，所以金属能燃烧是正常的。由于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乃四代相生，所以土生火并非不对。
奇问之三：“中医作为一个玄学系统，缺乏自我改善能力，所以两千年前中医是这个水平，两千年后还是这个水平，从前中医对破伤风、痨病……束手无策，死人无数，现在依然是束手无策，全靠现代医学来治。”
答：就以痨病为例来看，中医是怎样把阴阳五行应用到临床上的，中医的痨病就是西医的结核病，肺痨就是肺结核，西医认为结核病是由于抗力减弱感染结核杆菌所致，治疗上主要采用对抗疗法，抑制和灭杀结核杆菌，临床证明其治疗效果并非理想，抗结核药物的毒附作用严重，往往导致可怕的抗药性 结核复发，以致肺结核在会世界的传播流行并未得到有效控制，且有加重趋势。而中医完全能治疗，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提高和优化，已有一整套的理法方药，治疗效果十分满意，其病机是肺肾阴虚，痨虫（结核杆菌）感染，肺肾阴虚则火旺，故骨蒸潮热，火克金（肺），肺金失于清肃，故喘咳，伤及肺络，故痰中带血，甚至大咯血，火克金（肺），肺气被耗，肺气合于卫，卫外失密，故盗汗出，其治法是补肾之阴，则骨蒸潮热退，火不能炎上灼金，则喘咳咯血、盗汗等症皆除，这叫滋阴降火法（补水克火法），再兼以杀痨虫，标本两治，再如肺结核伴腹泄、纳差神疲、面黄，是由于肺（金）病影响到脾（土），因为土生金，脾与肺是母子关系，临床上叫子病及母，采用健脾益肺的方法，加抗痨杀虫之药，补脾就能达到治肺的效果，临床 上叫补土生金法，亦称补母生子。当异菸肼、利福平等化学药品对抗药性复发的结核病束手无策时，中医中药更是它们的克星。不深懂中医专业知识和未深刻临床实践的先生们，当然不能领悟阴阳五行的奥秘，说它是玄学也就不奇怪了。
（三）、中医的先进性特色——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
《批》书说：“现代医学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问题就出在这里，整个篇幅中所强调的皆是生物实体，皆是人体解剖结构、组织形态，皆是数据量化（这本不是新鲜话题。八十年前余云岫先生就已提出这个观点了），完全忽略了社会（包括环境气候）心理（包括精神情感）与脏腑结构组织形态之实体及生理的关系和影响，对社会心理与医学密不可分的重要性缺乏认知，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在医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而中医早在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已被定格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成为中医的先进性特色之一。其先进性特色处于世界医学的领先地位。
中医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体，人不能超越大自然和社会而孤立存在，必然时刻受到大自然的地理环境、气候等各种影响，必然时刻受到社会的、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影响，时刻受到各种教育、各种风俗习惯的影响，这些都直接关连着人体疾病的发生、治疗和预后。同时人的生命不单纯是一个躯体，身体组织结构只是一个载体，当其富有精神活力、思想感情之后，这个载体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因此，精神心理活动感情因素时刻影响着人体疾病的发生、治疗和预后。
根据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原则，中医创立了绝无仅有的藏象学。脏象学把人体脏腑和大自然和社会和精神心理有机的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人体的脏腑之间以及由内在而表现于外的体表现象有机的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弥补生物医学局限于实体组织器官的不足。
《批》书不仅局限于组织器官实体，而且错误的把实体的形态象机械制造那样固态化，把各种测量数据象数学3+2等于5那样统一化。例如：肝实体的形态西方人、中国人基本一致，但每个人躯体高短肥瘦不同，其形态和具体位置也有所差别，因此，医学的各器官实体形态是常态化，而非固态化，量化也是概率，而非划一，况且精神心理情感更无法量化。
脏象学具有深刻的广泛的内含与外延，不是单纯的解剖形态实体学概念，而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解剖、生理、心理、病理系统，外连大自然及社会，内连精神心理情志，与《批》书所谓的脏府解剖实体生理有很大的不同。
例如肝，西医归在消化系统，而中医则归在以肝为中心的肝脏系统，主疏泄（调畅气机，调畅情志，调节血量和津液输佈以及部分的消化功能），藏血，主筋，其华在爪，在精神心理方面主怒，开窍于目，与胆相为表理，深受解剖学、生理学教育的学者只能相信肝是真正的消化器官，根本不相信肝怎么会与发怒的情感连在一起，怎么会与筋、爪、眼睛联在一起，与胆相为表理的“表理”二字更难理解。又如肾，西医归在泌尿系统，而中医归在以肾为中心的肾藏系统，主藏精，主生殖，生长发育，明明是泌尿功能，怎么联在生殖系统上？再如肺，西医归在呼吸系统，而中医归在以肺为中心的肺脏系统，其中有个主要功能“通调水道”，更觉不可思议，肺怎么会有泌尿的功能？脾脏并无消化功能，中医将其归在以脾脏为中心的脾脏系统主运化，其主要功能就是消化，当然更难接受。再如气血，它也是脏象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心主血，肝藏血，脾统血，肺朝百脉，肾精化血，肺气肃降，肝气疏泄，脾气统摄，心气温煦，肾气蒸腾，气血的化生和病变以及治疗均与五脏六腑有关。
用西医的贫血与中医的血虚相比较，二者也不同，西医贫血是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之上的，其病理是血色素的减少和破坏，临床分缺铁性贫血、再障贫血等等。中医的血虚是建立在脏象学基础之上的，涉及五脏六腑，主症包括头晕、耳鸣、眼花、脱发、心悸、失眠、四脚麻木、食欲不振、面色痿黄、唇淡爪枯、脉虚细等等，他们又必然会嗤之以鼻。用解剖生理观点，方先生完全可以说“中医对脏器解剖生理的认识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从脏象学的观点来看，中医的认识又是先进的，而且这种先进性完全能获得临床证实，仍以肝脏系统为例，《黄帝内经》：“大怒则血菀于上，发为簿厥”，意思是由于精神情感因素大怒造成肝气上逆，血随气升于脑部，血液瘀结于脑血管，发为“中风”（簿厥）。中医按照这个理论，调畅气机、平肝清火、通络活血，便能获得良好效果，用当归龙荟丸之类。肾脏产生病变以后，必将导致性功能低下，势必影响生育，而中医采取补肾益精常能治愈阳痿、不孕证，用五子愆宗丸之类。再如水肿，往往采用宣肺、肃肺、清肺，而能达到利尿消肿的目的，用越婢汤之类。
西医脏腑实体生理学和中医脏象学，二者之间没有共同点吗？当然有，而且有很多。例如血的生成，《黄帝内经》认为中焦受气取汁化赤而为血，又认为精可化血，说明血的生成源于两途，一是肾精转化，二是通过脾胃消化吸取的水谷饮食精微物质转化。西医生理学认为血由血浆和血细胞组成，血细胞产生于骨髓的干细胞，这与中医的肾合于骨，内藏骨髓，肾精化血的实质基本一致；西医又认为蛋白、铁、叶酸、给生素B12、B6、各种微量元素是生成红细胞不可少的营养物质，而这些物质又主要是胃肠消化吸收饮食物的营养所得，这与中医的受气取汁化赤为血的实质相同，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共同点。中医提出框架，但显得宏观而空洞，西医讲得更具体精确，现代中医早就认识到中医的缺陷和瘕疵，早已把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引进到中医大学教材里，但是这种引进是完全的照般，两种调子一齐唱，使学习者难以适从，如果以中医脏象学为基础、为架构，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为补充，将其有机的融合在中医里，编写一本新的脏象学，那该多好。
但是，废医者是反对中医进步的，本来预防医学是中医的强项，中医在表述上使用现代语言也痛遭方博士讽刺：“所谓免疫、病毒都是现代医学的概念，中医哪知道什么免疫、病毒？中医对免疫、病毒一无所知，又如何能做到通过调理身体机能提升免疫力来抵抗病毒。”他一方面否定中医能提升免疫能力抗病毒，另一方面将现代名词与古代汉语对立起来，反对将现代意识溶入中医之内，不知何意？
（四）、中医伟大的发现——经络
经络是中华医学对人体认知的一个特殊的循环系统，具有如下特色：第一，在人体上有明确的特行线路，有明确的起止交接构成完整的循环系统；第二，有准确的定点穴位；第三，骨身寸取穴法既具标准性，又具个性化，适合各民族各色人种高矮肥瘦体型之需；第四，疗效确切稳定，具有可重复性；第五，施术器械简单，易于制造；第六，易于临床操作；第七，对患者身体无毒副作用；第八，无医疗垃圾，符合卫生环保要求；第九，普通收费标准。
经络学早已引起国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1971年7月，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随基辛格访华，因阑尾手术接受了针炙治疗获得非常好的效果。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记录了一位产妇在针刺麻醉下进行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针刺麻醉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然而，《批》书对经络完全持否定态度，对上述事实根本怀疑，说詹姆斯所谓的“效果非常好只是自述”，说“在针刺麻醉下做开膛剖腹的手术成了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医疗革命的政治表演”，“首先会怀疑其中是否有诈”，“在示范之前，会预先挑选那些比较能接受心理暗示，忍受疼痛的病人，而且叮嘱他们在手术中务必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不要喊疼”。为了反对中医，方先生竟然一反崇拜外国人的常态，破天荒的指责外国人在说谎、在欺诈，又无所顾及的违背学术不涉及政治的信条说那是“政治表演”。不仅如此，他又认为“连现代医学都没有认识到，“有人宣称用某种现代生物技术验证了经络的存在”，无法获得国际生物学界的认可”，“手术医生并不因为割断经络刺伤穴位而停止开刀，经络为什么不怕手术刀，因为经络并不存在，可见经络理论的荒谬”，等等。
请问，经络果真子虚乌有吗？那么，它的临床效果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批》书既没有证据证明按照经络的穴位进行针炙治疗所产生的效果是虚假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效果是自愈的，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效果是不可重复的。显然否定经络的理由不能成立。
另人可笑的是，《批》书首鼠两端，自相矛盾，先说经络不存在，后说“不过是中医对大小血管的总称，中医之所以认为经脉走气，把动脉当成了气管，人死后动脉中的血迅速排空，解剖尸体时发现动脉是空的，所以中医就认为动脉不是运输血而是运输气”。我不能打开历史的隧道，请出古人的魂灵前来证明这些高论，但我能够至少举出两点来说明他的荒谬，第一点，经络的循行线路与血管分布走向明显不符；第二点，针刺穴位的基本要求是禁止刺在血管上，以免引起出血，也说明经络并非血管。他肆意对穴位提出异议：“穴位并不重要，针炙是通过神经系统发展挥作用的。”请问：既然是神经系统，必然怕手术刀割断和刺伤，岂不与“经络为什么不怕手术刀，因为经络并不存在”的说法完全相悖，明显的不能自圆其说。可见经络也不是神经系统，它之所以不怕手术刀或者截肢割断和刺伤，因为它能够自我修复和重建，与血管自我修复和微循环重建机理一致。
经络是中医的伟大发现，她的存在必将随着科学的不断探索而得到确认，创造这一伟绩的人，必然当之无愧的获得诺贝尔奖而流芳千古，这与以牺牲中医为代价企图获得名利的先生们何啻天壤。
二、中药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中药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命运与中医息息相关，它的天然性优势是不可替代的，它是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一）、《批》书：“在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批评中药没有副作用的虚假宣传”。
中医从来没有哪位医师说中药没有副作用，中医文献中也没有这种记载，为了证实中药的毒副作用，不惜直接亲自体验，古代神农尝百草一日中七十毒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从神农本草到历代各家本草皆记载药物各自使用以及相互联合使用产生的毒副作用，并记载通过炮炙以减轻或消除其毒副作用的方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为详备，西学东渐以来，中药的毒副作用研究硕果累累，五院、十院大学教材的中药学、中药药典等专著对中药的小毒、大毒、剧毒使用的适应症、禁忌症，使用的常规量、致死量以及配伍禁忌，炮制方法，老人、婴幼儿、经期、妊娠期、哺乳期及服药期间的饮食宜忌均有详明的阐述。《批》书指责中医宣传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是毫无根据的。
（二）、《批》书：“中药用所谓个体化治疗而拒绝临床试验的检验”。
中医的个体化治疗，从来都是遵循普遍规律的，以风热感冒为例，治疗原则是辛凉透邪，任何个体化治疗都不能背离这个基本原则，这就是治疗的普遍规律，但毕竟每个患者所表现的风热证侯并非完全相同，选方时应根据其证候的临床特点，用药经过，以及对药物的敏感度而有所选择，有所加减，或选辛凉轻剂桑菊饮，或选辛凉平剂银翘散，或选辛凉重剂麻杏石甘汤，加上一些有针对性的药物，去掉一些不必要的药物。西医也是如此，例如治疗细菌性肺炎，在用抗菌素的原则下，有些人适合磺胺类，有些人适合青霉素类，有些人适合四环素类，有些人适合大环内酯类、毒霉素类中有人适合普通青霉素，有人适合氨苄青霉素。中医西医都是根据临床需要，在整体原则指导下进行个体化治疗，也是为了更好的发挥药物的治疗功能，认为个体化治疗就是对药物的随意选择，任性取舍，实在是一种误解，个体化治疗与临床试验哪里有矛盾？中药何曾拒绝临床试验？
中药不但早已适用实验室方法，而且早已运用临床试验方法。《批》书一再提到的双盲法，以及其它的手段、方式、方法、技巧，属于技术层面的设计和操作程序，还有骗子问题，各行各业都有，中医有，西医也有，外国文学家契科夫的小说《医生集》就是揭露的西医骗子；中成药里面加一两样西药就算科研成果，属于医政管理层面的问题，均与中医学术的认识方法论毫无关连。
（三）、夸大中药毒副作用，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中药的毒副作用自古至今一直受到重视，特别对 各器官的功能损害，致癌、胎儿畸型、流产、不孕等严重问题，不断地被发现被探索、被研究、被验证，这是一个十分浩大的长期的工程，需要严谨、求实、博学、谦虚、智慧、勇气和坚韧，其研究结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能得到科学的一致公认。例如中药致癌，是个案观察呢？还是道听途说？是偶服所致呢？还是长期大剂量服用所致？剂量大小的关联性如何？是出现在复方中呢？还是单独服用？可经实验室药理分析？可经动物实验？可经临床实验？可否获得权威评审和确认？不应收集一些零星资料报道、网上文章，进行编撰润色以后就予以宣传。《批》书中所公布的近两百种常用的中药和中成药有一些好的意见，有些也是事实（这些早在中药学、中药药典中已有详明的记述），由于缺乏翔实的实验室报告，动物实验报告、临床实验报告，夸大了中药的毒副作用，捕风捉影，似是而非，闹得杯弓蛇影，风声鹤唳，几乎达到谈中药而色变的地步。
1、关于雄黄、朱砂的问题
雄黄、朱砂有毒，在古代就已认知，帝王用其炼丹服食往往造成严重恶果，现代中药对其药理认识更加完备，与其相关连的中成药安宫牛黄丸、六神丸、牛黄解毒片数十种中成药的安全性均已达到标准。《批》书未能正视现代中药的长足进步，刻意用鸦片战争以前之封闭状态下的水平来说事，丧失合理性和公正性。
2、关于龙胆泻肝丸事件
龙胆泻肝丸是龙胆泻肝汤的丸制剂，具有清利肝胆湿热之功，《批》书借题发挥：“作家张家瑞经常出现中药所说的上火症状，开始服用据说具有清火功能的龙胆泻肝丸，断断续续服用半年后，却患上尿毒症”。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该药本方来源于《医宗金鉴》（一说局方），入药川木通，后来厂家改用关木通。中医早就发现关木通大剂量（60克）一次服用偶可损害肾功（雷载权·中药学·关木通，1995年6月第一版）；第二，本方名为泻肝，乃是针对实证而言的，主治证是身体壮实而有实火者，若阴虚火旺者不能服用，服之必损害肝肾；第三，既然治疗的是实证，绝非长服之药，从来也没有一个正规的 中医师嘱患者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服用；第四，厂家未在说明书中标明服药注意事项：不能长服，在医师指导下服用，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第五，尿毒症主要缘于贤功衰，特别是慢性肾功衰，西医中医都认为属于顽难病，疗程长，往往难以逆转，因此，不排除尿毒症是由疾病本身恶化所致。应该说龙胆泻肝丸是安全的。化学药品的说明书中都有一条“对本药过敏者禁用”，过敏是在使用中发现的，当病人首次使用时如何知道对该药物过敏？所以这类条文只是厂家一种免责条款，并不具有可操作性中成药在说明书中决不会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来忽悠病人。
3、关于鹧鸪菜事件
《批》书说：“在美国，一名13岁儿童服用鹧鸪菜打蛔虫，4年后出现大脑损伤，把责任定在鹧鸪菜的汞超标”。从证据学的原理来分析：第一，鹧鸪菜主治儿童肠道寄生虫病，并非常服药。久服药，汞不可能蓄积（汞蓄积中毒）。第二，大脑损伤原因甚多，先天后天均可发生，缺乏直接证据证明是鹧鸪菜所致。第三，四年之中不能完全排除服用其它含汞的食品、药品。在美国那样一个西医主导的国家，化学药品充斥的国家，更有理由相信这点，可以说那个认定并不十分准确。
4、关于刘海若脑死亡事件
刘海若因车祸昏迷近三个月之久，英国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后转北京治疗，中医用安宫牛黄丸和针炙，昏迷三个月的刘海若终于苏醒开口说话，转危为安，方先生对待刘海若“脑死亡”用中成药安宫牛黄丸的治疗效果持否定态度，假设刘海若去了，《批》书必然大哗又是一例中成药造成的毒害恶果，然而刘海若奇迹般的回来了，事实胜于雄辩，《批》书并不觉得尴尬，反而在诊断上做起了文章，说“英国医生从未认为刘海若已经脑死亡，主要靠的是现代医学技术，针灸可能起到了辅助作用。”《批》书的中心意思是：第一，英国人说了并非脑死亡，病情并不太重，而且是以西医治疗为主；第二，针灸起辅助作用，但仅是可能，尚无法确认；第三，安宫牛黄丸根本未用，既有毒又无效。这完全暴露出为了反对中医中药不惜颠倒黑白，已经失掉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具有的伦理操守。
5、关于立春雨水助孕的问题
《本草纲目·雨水条》：“夫妻各饮一杯（立春雨水）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批》书抓住这点对《本草纲目》大加挞伐，说该书“充斥其中的都是天人感应的谬论。”对此，我不敢苟同，并提出如下几点意见：第一，请公布关于“立春雨水”的研究论文，立春当天的雨水与平时的雨水所含成分有何异同？是否有助孕的物质在其中？可否已进入实验室研究？可有生化分析资料？第二，可否进入临床实验？有效或者无效之结果如何判断？第三，可否进行过临床调查，当今中医界尚有多少中医师在临床应用？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所必需做到的程序要求，什么也没有做就断言是谬论，《批》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是否有问题？
6、关于小柴胡汤损害肝功的问题
中医早就认定柴胡久服必耗肝阴，损害肝阴的前提要件乃“久服”，中医从来未叫病人久服小柴胡汤，日本人将其广泛的长期的用于慢肝病人，本身就违反中医的基本治疗准则。菊花喝多了要腹泄，石膏吃多了要腹痛，胆草黄柏吃多了要阳痿，麻黄吃多了要漏汗，参芪吃多了要出鼻血，甚至饭吃多了也要患肠胃病。《批》书这样写道：“在美国，中药麻黄被当做膳食补充剂，长期服用已导致12人心脏病复发和中风，甚有死亡者，比利时也有人将含有马兜铃酸的某些中草药作为膳食补充剂长期服用，导致至少70人肾间质纤维化，肾功损耗害”。这些不是中草药、中成药本身的问题，而是违规长期服用所致。所以应把毒附作用与违反辩证论治原则的错用烂用所造成的危害区别开来。
三、打名人牌，拉死人压活人
废医者有一个惯技，就是打名人牌，他们把近代那些已死的名人偶然说的名句作为座右铭，奉为金科玉律，更把鲁迅“中医是有意或者无意的骗子”这句话当成超级原子武器。《批》书还搞些《中医著名事件真象》、《现代名人批中医名言》、《近代批中医名文选》之类，借死人之口骂中医，拉出死人压制今天的活人。
20世纪初期尚未出生的我，自然不能向这些名人请教，对其生活、工作、思想、人格什么都不知道。关于胡适、傅斯年与鲁迅之间，鲁迅与郭沫诺之间的笔墨官司，以及鲁迅与周作人亲兄弟尚且反目的历史都搞不清楚，到底他们是不是真正反中医，我想谁也不敢说知道真相。
逝者已矣，何必论及。《批》书既然用他们的“名言”作武器向中医攻击，我只好随文敷衍几句。
（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表态
那些名人除开余岩是医生外，梁启超、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傅斯年、陈寅恪，巴金等等均不懂中医，他们均未发表过一篇哪怕是一段批评中医的学术论文，在那个特定时代下，反封建反闭关、倡导民主科学成为时代潮流，他们对中医的说词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是一种思潮的宣示，而不是真正的学术批评，这可以找到证据，鲁迅说了那句名言“中医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之后，又接着说“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结合鲁迅另一句名言“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充分证明鲁迅的重点是通过医学革命达到维新的目的。鲁迅把国家维新首先寄托在医学革命上是很值得商榷的，国家的振兴（包括日本明治维新），首先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一要先进的政体，二要统治者的正确的治国方略，生产力（科学也是生产力）才会得到充分解放，怎么能把国家的兴衰归结在中医的存废上？
傅斯年说：“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岂不是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巴金说“干净彻底消灭旧医，平生所愿，活得长些再长些，一定要亲眼看到它的死亡，亲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认识到旧医就是巫术，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这些死人的话估且不论是否正确，就其语言之极端类似泼妇骂街，实在不是历史学家文学家的风范。更令巴金遗憾的是他死时仍未如愿以偿看到中医被消灭、被人人喊打。
有一个蒋梦麟的追忆录，说孙中山也反对中医，中山先生逝世一年后，鲁迅据此写了一篇赞扬文章，说在生命弥留之际，孙先生坚持不服中药，使他感动。我却怀疑，作为一代伟人，岂能草率若此，为什么在其著述中未能见到此类表态，而需要死后由蒋某追忆？1924年，孙中山先生把“博施济众”匾额亲颁给江南名中医丁甘仁（苏礼·丁甘仁医案·导读，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据此，孙先生何尝反对中医？蒋某借追忆之名也是迎和潮流之需要。
（二）、关于余云岫《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
平心而论，余云岫先生的写作水平、文字功底、论辩技巧超越《批》文多矣，那几位反中医斗士更难以望其项背。可惜文中所言中医之不科学“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皆是以人体解剖脏腑结构生理作为标准，来否定中医脏象学，把生物学等同于中医学，把自然科学当成中医学的全部，把生物医学模式作为批判中医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武器。在当时对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医界来说当然成了锐利武器所向无敌，时代又前进了近百年，现代中医已发展到很高水平，对其全文评论已无必要，但文中有两件令我感兴趣的事又不得不提，该文写道：“黄燧唐之妻产后罹患湿性胸膜炎，发热气急，咳嗽，吐涎沫，坐喘不得卧，沪上旧医之妇科产科著名者皆束手无法，邀余视之，则左侧腋下部及背部下方已皆有水贮满，知其为湿性胸膜炎，更进而察其水之性质如何，用试验穿刺法抽出少许之水视之，黄色澄明，不带血，不混浊，亦无脓，乃用普通湿性胸腊炎疗法治之，约三星期而愈”。我以今日之中医水平观之，余氏殊多错误，主要有三：第一，1923年（该文写于1928年，记述前5年当是1923年），上海已有X光影像技术，为什么不经过X光摄片，凭什么确诊为湿性胸膜炎？第二，当时的化验技术已能检测胸腔积液的性质，查找抗酸杆菌，为什么不送检以排除肿瘤、心包积液等其它疾患，而是凭肉眼观察？肉眼便能观察到左胸腋下及背部下方皆有水贮满，比汉代张仲景还神，《金匮要略》：“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张仲景如何能知道胸腔积液（悬饮）学者正在研究，余氏竟能一眼看出，何以不将观察之法详记文中？第三，最令人怀疑的的是“约三星期治愈”的治疗结果与湿性胸膜炎的临床疗程明显不符，湿性胸膜炎疗程长，往往形成胸膜粘连，因此余氏的医疗水平并不十分高明，但在当年那个时代，确实堪称先进，我们如果用方先生评判古人的方法，不注重科学的时代性、阶段性特征，我用现在的水平也可以说余云岫是一个西医骗子，然而我们不会这样做。再，余氏在文中写道：“以今日言之，骨蒸即痨瘵，即今日之结核病，唐代崔氏已观察及此矣，其为状也，发干而 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进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崔氏所谓腹中块者，肠间膜淋巴腺之结核也，所谓脑后近下两边之小结，即瘰疬也，颈淋巴腺之结核也，是唐时已知瘰疬与痨瘵同源矣，欧西之言此者，始于林匿克（１78１—186２），而《崔氏别录》乃能发之于一千二百年前”。余氏于民国十四年，出席第六次东方热带病学会于日本，曾以此为中国结核病之历史的研究一题发表演说，“满座学者惊为创闻，鼓掌雷鸣”。这是余式精彩的描述，老实说确也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医史研究成果，但我观之，又有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时间应从唐代提前到东汉张仲景时代，张仲景是东汉三国时期伟大的医学家，著有《伤寒杂病论》，后人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篇：“若肠鸣、马刀、挟瘿者，皆为劳得之”。“肠鸣”即肠结核，马刀即腋下淋巴结核，挟瘿即颈淋巴结核。至晋代已明确其传染性，肘后方“传尸劳者，不分长幼，悉相传染，乃至灭门，獭肝散主之”。这是余氏在时间的研究上有不足处，对其传染性上有漏失处，但是将中医的痨与西医的结核相提并伦，并朔及一千二百年前，余氏堪称第一人，对中医的贡献不可磨灭。我从心理尊称他为先生，除开这一原因外，还有两点：一是他对中药的客观评价和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二是他在晚年对废医立场的转变。展现出一个老科学工作者敢于坚持真理、又敢于纠正错误的崇高品质。
（三）、关于鲁迅的散文：父亲的病
“陈莲何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酣，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
上面这段令人捧腹的文字，是鲁讯写他的父亲患病请中医治疗的经过。我认为与事实不符，鲁迅写的是散文，散文是文艺作品，要求的是艺术的夸张，文字的浪漫，而学术要求的是真实，这么能用散文的语言来评判中医呢？关于蟋蟀丸、《通俗伤寒论》有明确记载，江南名医何廉臣治水肿用蟋蟀丸，并无有要求蟋蟀要原配一对。鲁迅的写作技巧堪称一流，陈莲河是否影射何廉臣（与鲁迅同乡），但毕竟是文学作品，切不可引为证据的。对其思想如何评价，在乱世可用，但在治世呢？往往盖棺可以论定，然而往往盖棺也可以未必论定。
（四）、关于陈寅恪“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一文
文章写道“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吾家先曾祖至先君三世为医。今转不信，世所谓不肖之子孙，岂寅恪之谓也”。方先生将该文记于书中，意在提醒读者连国学大师且出身三世为医之家的陈先生也“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中医理所当然该消灭。我认为陈寅恪看什么医那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法干涉，我只想引一篇古方来说明一个问题，《赠医师葛某序》出自明初著名文学家《宋学士全集》，文中写道：“故医师，必通于三世之书，所谓三世者，一曰《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故记《礼》者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也。传经者既明载其说，复斥其非，而以父子相承三世为言，何其惑与歟……。使《礼》经之意晦而不白，三千年矣”。国学大师在地下读到有何感想？
名人逝如水，名言亦随风。还是脚踏实地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