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科学的历史，就这这门科学本身。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有五千年左右有文字可考的医学史，中医科学也因此成为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门科学。其体系庞杂，理论丰富，所衍生出的技术方法多种多样。其发展脉络历历在目，原始文献丰富翔实。形成了有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的独特理论框架。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这一时代的医学没有文字记载，但通过文物考古研究和民间的传说故事，我们可以推测和想象出当时尚处茹毛饮血时代的人类如何与疾病作斗争。那时候的人大都是根据经验治病防病的，而他们集体智慧创造出来的医学知识被归属于若干贤人：伏羲，传说他创立了八卦；燧人氏，传说他教会老百姓熟食；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妇孺皆知，以至于第一部本草著作就假托了他的名字；黄帝，以及他手下的歧伯、伯高、鬼臾区等臣子，传说他们当年进行了大量的中医学研究讨论，并总结出一本《黄帝内经》；另外还有巫彭为代表的一系列巫师，传说他们是第一批医生。无论传说如何，不能否定的是，中医并非起源于一时一人，而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劳动中逐渐创造的结果。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扁鹊是这一时代的名医，扁鹊又名秦越人，据说他治好了虢国太子的尸厥，并因此被认为能够起死回生；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更说明了扁鹊的望诊技术出神入化。中医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难经》相传为秦越人所作，但一般认为这也是和《黄帝内经》一样假借古人之名而已。

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张仲景（约150-219）是这一时代的代表医家，其《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辨证施治的基础，他创始了疾病的三因学说，对中医组方原则的确立贡献尤大，因而被后人尊为“医方之祖”，宋代之后更被尊为“医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名医华佗就出现在这个年代，可惜他只有民间传说流传，未能留下具体的临床诊疗经验，但仍被认为是“外科学鼻祖”。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孙思邈是这个时代的名义，并被尊称为药王，更难能可贵的是，孙思邈在养生方面和医德方面有尤为为人称道，史料记载孙思邈寿命至少101岁以上，而他的“大医精诚”篇更是后世医德学习的必备读物。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进了医药卫主之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金元四大家”是这一时期医家的杰出代表。刘完素（1120-1200）亦称刘河间，是宋金医学界最早敢于创新并且影响较大的一位医家，他的主要著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二卷和《宣明论方》十五卷。他创造性地发挥了《内经》病机十九条的理论，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倡“六气皆从火化”说，治疗多用寒凉药，世称“寒凉派”。他提出“降心火，益肾水”为主的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给后世温病学派以很大启示。张从正（约1156-1228），字子和，也是-位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家，其代表作是《儒门事亲》（其中前三卷为张氏亲撰），他善用攻法，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发展和丰富了应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他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致病作用，成功地应用“心理疗法”来治疗各种疾病，对心理疗法"有重大贡献。李杲（1180-1251）号东垣老人，是著名医家张元素的高徒，他发探了张氏脏腑辨证之长，区分了外感与内伤。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首创内伤学说理论，代表作是《脾胃论》。他采取了一套以“调理脾胃”，“升举清阳”为主的治疗方法，世称“补土派”。所创的不少著名方剂，如升阳益胃汤、补中益气汤（丸）、调中益气汤等等为后世广泛应用。朱震亨（1281-1358）浙江义乌人，世居丹溪之边，因以为号，三十岁时才改儒学医，对刘、张、李各派学术都作过认真研究，成为当时著名的医学家。主要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他充分研究了《内经》以来，各家学说关于“相火”的见解，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提出了著名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临症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之法。世称“滋阴派”。同时强调节制食欲、色欲的重要性。他的学说丰富了祖国医学，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集医之大成者”。在国外，日本于十五世纪曾成立过“丹溪学社”，专门研究他的学说。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在为朱震亨《格致余论》题辞时说“金以善医名凡三家，曰刘宋真、张子和、李明之，虽其人年之有先后，术之有救补，至于推阴阳五行升降生成之理，皆以《黄帝内经》为宗，而莫之异也。”又说：元朱震亨《格致余论》“有功于生民者甚大，宜与三家所著并传于世”。自此而后，“金元四大家”之称，则流于世。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医药文献。

清代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人体解剖知识的进展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革命的开拓进取精神；同时在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诊疗理论和实践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吴有性撰写的《温疫论》对传染病的病因作出了科学的推测，并创制了很多有效的方剂。叶天士（1667-1746）是江南名医，其《温热论》和《三时伏气外感篇》奠定了温病学发展的基础。吴鞠通（1758-1836）是把温病理论完善发展的学者，他的《温病条辨》一书被后人列入中医四大经典之列。王孟英（1808-1868）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温病条辨》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著成《温热经纬》，是温病学说又一重要著作。汪昂（1615-1694）是清代又一著名的医家，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方药学领域，一方面，他的《本草备要》和《医方集解》可作为临床医生常用的参考书籍，另一方面，他最为知名的《汤头歌诀》几乎是中医入门的必读读物。汪昂还有另外一部不太知名的著作《素问灵枢类纂约注》，该书把《黄帝内经》的《素问》、《灵枢》两部分合纂为一篇，并分类加以整理、注释，给后学者以很大的便利。《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四年由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这个名字也是由乾隆皇帝钦定的。吴谦奉旨后，下令征集全国的各种新旧医书，并挑选了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70多位官员共同编修。历时三年的时间，终于编辑完成。《医宗金鉴》全书共分90卷，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中比较完善而又简要的一种。全书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时期历代医书的精华。图、说、方、论俱备，并附有歌诀，便于记诵，尤其切合临床实用。《医宗金鉴》被《四库全书》收入，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医宗金鉴》有很高的评价。自成书以来，这部御制钦定的太医院教科书就被一再的翻刻重印，广为流传。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但同时，随着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进入，中医理论和实践体系遭受了多次非难，尽管中医越挫愈勇，诊疗水平不断进步，但这来自对面的声音更值得每一个中医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