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千中医
力挺中医


不能告别中医中药

徐承本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年4期,刊载了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一文(以 下简称《告别》),作者以文化进步、尊重科学、维护生物多样性及人道主义的名义,提出告别中医药的主张。虽然名义很庄严,旗帜很鲜明,但却表现出以偏概全、以旧概新、全面 否定的错误,严重违背科学精神。

1 以偏概全

《告别》以人参无价值、春雨助孕、《内经》对水肿病论述以及污物、毒物、异物入药等为据,否定中药价值,甚至作出“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的极端结论 。文章所引有据,决非杜撰,但却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缺乏实事求是、全面分析的科学精神。因为,首先,如《本草纲目》这样在我国甚至在世界都有良好影响的著作, 所载1 892种中药大都有药用价值,并且至今仍在使用,怎么会都是污物、毒物、异物呢?作者是否做过全面分析与统计?难道《本草纲目》真成了一部污物大全?毒物大全?异物大全?一个几千年来发明了用污物、毒物、异物坑害自己的民族医药,这是多么耸人听闻的结论啊!其次,作者所举例证,也有可商榷之处。春雨助孕,狗屎入药 ,显然荒谬;人参是否有药用价值,则有争论,有的研究认为无,有的研究认为有,中医一直在用,西医也在用,如“参脉注射液”,在未成共识之前,不能只举一端;至于将一些矿 物类中药及一些常用中成药简单地斥为毒药,也有失公允,因为这些药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都在发挥着医疗作用。

一方面,历代本草都有“有毒”、“无毒”、“大毒”、“小毒” 的记载,讲究炮炙,严格配伍及用量,正是为了抑制毒性,发挥作用,“十八反”、“十九 畏”以及“是药三分毒”、“中病即止”等,都体现了对药物毒性的正视与努力;另一方面 ,由于条件所限,对中药毒性的深入了解远远不够,而这正需要借助现代科学的研究,从这 点说,中医药现代化也是必须的。毒性反应应该关注,但不能以个别否定整体。如果《告别 》的逻辑成立,那是不是可以因为链霉素致聋、氯霉素致再障、反应停致海豹儿,而否定西医药呢? 《告别》还举出多达49味的处方为例,否定中医方剂,这也是不成立的。中医方剂有君臣佐 使的组方原则,以《伤寒论》为例,全书113方,平均每方用药不过8味,即是明证。大处方的出现,一方面与医生的水平有关,一方面也与利益驱动下的私利膨胀有关,而且这种现象 又决非中医“专利”,一个感冒,又是打点滴,又开出多种抗生素药,患者花费几百元的事 ,在西医中不也并非鲜见吗?以庸医否定明医,以医德低下的医生否定医德高尚的医生,并以此归罪于中医或西医本身,岂不荒唐!《告别》为了论证,还举出严复、鲁迅等“知识界名流”主张废除中医药为据。须知,名流都有一定的知识范围,名人的话不都是名言,更不会都是真理,而且有趣的是,所举名流 大都以文化进步的名义,呼吁废除汉字,主张拉丁化,作者是否也赞成?《告别》确系用汉字写成,看来也并未因为名流有话而全盘照收。“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功 不可没;但因为宗旨在反“封建主义”,所以有关学术方面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正所谓矫枉过正,不可简单仿效。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在中西医论争中对中医理论的态度。许多研究者都对 中医理论责难,但问题的关键是:用西医理论指导中药施治与用中医 理论指导中药施治,临床疗效有明显差异,前者不如后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中医理论 有种种不足,在目前还没有一种新理论能取代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再加以诟病,甚至急于“废医存药”?你 暂时又解释不了,又不许人家运用,而且人家的运用又是有效的,这是什么道理?假设几百 年后会有一个所谓科学的结论,难道中医还得全部歇业,等你几百年不成?比如经络理论,不管是实证也罢,还原也罢,至今未有确解,目前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经络理论指导临床,其安全、有效、廉价的特点,已逐渐为最有理由拒绝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我们为什么却急于放弃,甚至疾呼告别呢?在批评中医界保守时,经常看到“狭隘”的“民族情结”的提 法,那么以上所述观点算什么情结?非狭隘的反民族情结??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全面分析;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一时难下定论的继续研究,继续讨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既用不着妄下结论,也用不着居高临下式的 所谓宽 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决不是科学精神,不论喊多响的口号,举多大的旗帜 。

2 以旧概新

《告别》不仅以偏概全,而且以旧概新。所引例证,大都是古代内容,无视中医药的发展 过程,尤其无视中医药的当代现实。中医药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旅途,尽管这种扬弃限于局部,尽管这种旅行进度缓慢。比如春雨助孕、狗屎入药之类,被后来的本草著作陆 续淘汰,而且传世医药中也未见实施,即便是李时珍本人,也没证据说他真的在临床使用。 当代多版次的国家药典以及中医、中药大辞典中,常用的几百种中药几乎都有现代研究结果,说明所具有的药用成份及 价值。这种科学测定还不够实证、还原吗?为了维护生物多样性,一些动物药不是逐渐有了替代物吗?比如牛角代犀角;植物药不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人工栽培了吗?从这种角度来讲,中 医药发展至今,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但这个告别是告别经过实践检验是应当告别的,是个别的、局部的,保留、发展那些不能告别的。令我困惑的是: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告别》 的作者是真的不知,还是视而不见呢?对于关注中医药的科技工作者在而言,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难以置信,那只能是视而不见,而视而不见的原因,只能是出于偏见。

3 全面否定

《告别》以偏概全、以旧概新,全面否定中医药, 甚至否定中医为“仁术”。 “仁术”思想一直是中医药的灵魂,历代文献 、中医大家的教诲及实践至今影响、感动着后继者,这一份优秀传统是否定不了的,是不能告别的, “苍生大医”的思想正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都是珍贵的财富。事实上,“仁术”思想既 是历史与现实的需要,也是理想的追求。任何一种理想与实践都存在矛盾,医学至今也不是 万能的,与理想永远存在差距,但决不能因实际的不足而否定理想的旗帜。不能因为历史的 局限而否定“仁爱”、“人道”的真诚。世界上的患者因误诊、误治,因科学水平的局限,每天都有死亡的,难道能因此而得出医学是不人道的,是杀人而不是救人的吗?把婴儿与洗澡水一同倒掉的原因,不外乎没有看到婴儿或视婴儿同洗澡水,前者是无知, 后者是偏见。鲁迅先生曾说过,即使是一潭浊水,经过蒸馏,总能得到些许清水,何况中医药决非污水,而是宝库呢?

《告别》要告别的不仅是中医药,而且涉及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道理很简单,中医药没了,还有什么中西医结合?还谈什么中医药现代化?然而,现实是,虽然走过许多弯路 , 以上两支力量毕竟已形成为一支队伍,培养出一些著名学者,研究出一批可喜的成果,有什么理由告别他们呢?只要正视现实,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不能告别中医药,日本、韩国等国家不会告别中医药,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告别与否,但从“洋中药”纷纷在我国境内抢注专利,已获专利1万多项,占我国同类专利之八成的势头看,人家巴不得中国告别中医药。难道非要演出若干年后再向外国学习中医药的闹剧不成?

《告别》还有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对待中医中药的正确态度是自觉地与之告别,而不是人为地去废除它。”发展中医药事业已写进宪法,历史也已证明,人为地废除是行不通的。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告别什么是个人的自由,但要向社会公开呼吁告别中医药,就是事关民族医药事业的大事,务必谨慎、务必客观、务必全面、务必科学。按作者的意思,告别中 医药者,便是“正确”而“自觉”的;还不想告别中医药者,便是不“正确”且不“自觉”的。可问题是,国家有中医药方面的领导组织机构,有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学校,有研究中医药的科研单位,有生产中药的企业,有中医、中药、中西医的刊物,更有大量被中医药治愈 或正在进行中医药治疗的患者,有什么理由要他们“正确”而“自觉”地告别中医药呢?

看了《告别》,始而感到“触目惊心”,继而感到十分痛心。我以为,自西医进入中国以 来,虽然争论不断,但总体说来,对中国人是一件幸事,因为中国人可以从两种医学中得益 ;在两种医学体系未融合为一体之前,中西医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存,肯定彼此的长处,批评双方的不足,尊重各自的发展,才是正确的态度,才符合科学精神。因此,不仅不能告别中医药,而且应该很好地发展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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