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自主发展的中医要想在中国得到有力地复兴，就必须有正确的发展战略做指导以及相应的法规支持；要想制定正确的指导中医发展的战略思想及其相应的法规政策就必须对中医进行多学科的全面认识。贺霆教授在人类学领域对中医在不同社会之下的生存形态进行的开拓性研究无疑为国内中医学界重新认识中医和反省当前的中医发展战略思想及其相应的法规政策提供了新的途径。笔者就贺霆教授在中医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医把持的中国卫生部在建国后一直推行的中医科学化发展战略作出进一步的反思和批判，以期纠正当前导致中医严重衰败的发展指导思想。

贺霆教授在其《跨文化的中医——对法国社会的一次人类学研究尝试》这篇有代表性的中医人类学文章中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中医文化现象，即中医在已经高度现代化的法国被要求保持与西医和现代科学有别的传统纯正性，而在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却被要求放弃自己的传统接受西医和现代科技的改造，成为具有科学化的西医形态的新医学。贺霆教授在本文运用人类学揭示的“相异得奖－相似受罚（奖异罚同）”文化整合规则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表达了中国政府对中医进行盲目现代化的忧虑，即中国国内的中医现代化不仅不利于中医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反而会对其他国家信奉中医的民众对中医的信任给予致命的打击，作者原文如下：

“笔者却对此有些忧虑：现代/传统、对内/对外双重价值策略似乎会加深中国内地居民与西方社会居民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互相间的隔阂与偏见，特别会危害前者在此问题上的诚信。而西方居民被培养出来的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医的憧憬，会在往现实中国的‘朝圣’途中被击得粉碎，从而可能由热爱转变为憎恨。”

贺霆教授的这种担心无疑是有其道理的。当一位对中医满怀信心和憧憬的法国人到中国来瞻仰中医真面目的时候，他却在中医的发源地看到一个被他们自己的文化所污染和改造了的“伪中医”，那该是多么失望和尴尬！

贺霆教授在该文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运用“相异得奖－相似受罚（奖异罚同）”文化整合规则对中医在中国和法国截然相反的存在形态的分析，它揭示了中国社会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对中医进行着一种无意识的荒谬行为，即在属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盲目地去推行中医科学化，并一厢情愿地梦想在此基础上去推动中医国际化。

无疑，法国的文化传统本是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由这种文化推动的现代化进程达至二十世纪以后，其内在的弊端和缺陷也暴露无遗，诸如现代科学对危害人类的一些重大问题的无能、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和泯灭以及生存环境的破坏等等，这就必然会导致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社会产生一种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逆潮。这种逆潮的产生有利于西方社会对非传统文化的差异化的认同和需求，进而按着那些非传统文化自身的发生规律和生存形态去接受之。这就是为何中医在具有异质文化环境的法国能够以相对纯正的形态生存下去，并得以有效地继承和发展。

与法国相比，中国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肆传播和发展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但在中国人的心里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仍然是外来的，而以儒家、道家和中医为核心的中国古典文化仍然是传统，但这个传统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挤压下已经千疮百孔，它需要被替代或者改造。那么依据“相异得奖－相似受罚（奖异罚同）”文化整合规则，属于自身文化传统的中医就必须接受来自西医和现代科技的阐释与改造，继而放弃自己的传统进入现代化。当科学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上升为国家意识的地位之后，主导国家医政的领导阶层必然以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去思考中医的国际事务，那就是要想实现中医国际化，就必须把中医科学化，也就是现代化。

由“相异得奖－相似受罚（奖异罚同）”的文化整合规则可以看出，中国医政管理部门对中医所持的科学化战略倾向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无意识，它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反思和批判。但是由这种文化规则主导的中医科学化却是有害的，这就是它以西医和现代科技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扭曲了中医的发生规律和文化形态，继而导致中医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生异化性消亡的危险。

“相异得奖－相似受罚（奖异罚同）”的文化整合规则揭示了中医在中国被科学化这一无意识的荒谬行为，而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医在不同社会的传播与整合将会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中医科学化这一无意识行为的觉知，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当前正在推行的中医现代化进行反思与批判，使中医的发展遵循自身的发生规律继而走上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中医人类学所肩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