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对中医的双重影响

（一）作为中医学最基本概念的“阴阳”、“五行”，原本是古哲学中的基本概念。阴阳学说，肇始于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易经》，用阴阳以高度概括万物“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表万物之情；五行学说则载于《尚书·周书·洪范》，以人之生息所不可缺少的物质高度抽象概括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阴阳、五行的概念，并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通过对自然事物千百次的在“自然发生的条件下”的观察，经过大脑的抽象思维所产生的。作为哲学产生的基石，哲学家在这一基础之上创造了中国古代最原始的包涵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既模糊、又笼统的哲学思想。尽管当初的哲学思想尚处于雏形阶段，但是它一经形成，则其他学科自然而然地受其支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中医学的形成，正是奠基于当初的既模糊、又笼统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伴随社会需要应运而生，并完全借助于哲学中的阴阳、五行等学说，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中医学在形成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解剖学知识，但因为其肤浅，用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等就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医学上无力解决的问题就由哲学来承担。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进了哲学中的阴阳、五行等学说，以此阐明了人体的生理、病理，指导临床的诊断、治疗。所以，中医学中的脏腑不仅是人体内局部的实体，而且带有了浓厚的哲学色彩。这也是中医学的脏腑不等同于西医的脏器的原因之一。尽管现代科技手段证明了一些中医理论的客观存在性，但因此推论目前科技手段解释不了的中医理论一定存在，一定合乎道理，还有待商榷。由于中医最初即是把人和自然放在一起，从整体、宏观的角度去认识，所以阴阳学说又进一步用以说明人与天地相应等与人的生命活动有关的问题。

阴阳五行学说本是人们认识自然、解释自然的重要思想武器，在人们对人体结构了解甚微，处于直观的思辨阶段的情况下，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武器。由于阴阳五行学说把世界看成是物质的，从整体的、动态的角度去认识人体，而且把人体各个部分看成是互相联系的，这对于把医学从巫术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在以后中医的发展中，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医得以生存、发展。

（二）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一语道出了哲学与一切科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毋庸置疑，中医理论无不包涵着哲学思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在于所包涵的哲学思想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是愿意接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接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7页）中医学脱胎于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历代医家多有医通于易的说法。所以中医学必然包涵当时哲学发展的特点。与其他伴随当时哲学思想指导下所产生的诸如天文学、地理学、文学、史学等一样，难以摆脱历史的局限。

人们在谈到中医学经历两千多年的坎坷经历而延续至今，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她的优势这个问题时，总是讲到中医学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此言不错。但中医之有落伍趋势也缘于这“朴素”二字。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伴随社会的发展，最初的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中医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掺杂进封建迷信、宗教、唯心主义思想等。所以，中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继续受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另一方面由于其在充实阶段，为宗教、迷信、唯心主义等束缚，从而阻碍了中医的发展。其二，中国历史上学术空气的窒息状态对中医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中医理论奠基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良好的学术空气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相互渗透。当时的医家们不失时机地接受了诸家的先进思想，充实了自己，从而形成了中医的理论体系。自汉武帝为维护统治利益，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家的思想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波及学术界。儒家学说对中医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如封建伦纪纲常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印在人们的脑子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仅有极少数的医家想通过解剖来探明人体的结构，更正以往以讹传讹所造成的失误，还要背着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罪名。儒家重宏观、轻微观，重推理、轻实验的思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学通过实验向微观发展。儒家的尊经复古思想对中医的影响尤为严重。如同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等捧为六经，视为千古不变的法典和真理一样，中医界有人把《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书神秘化。本来《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伤寒杂病论》开辨证论治之先河，这些著作在中医学的产生、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这些书取得的成果不是中医的顶点，其本身也不是璧玉无瑕的。经过某些医家的神秘化后，到了句句真言、字字珠玑的地步，无人敢去太岁头上动土。张仲景被尊为“医圣”，注解《伤寒论》者达几百家，这些注家依年代不同又可分为几大家和几大流派。研究的角度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争论的言辞也颇过激，但没有谁去触动一下医圣的地位。即使有错误也是王叔和、成无己等人。研究《伤寒论》的医家虽然众多，但所做的工作多是注释、整理、补充性的。虽然医家们都想发皇古义，但真正发扬者廖廖无几，其成就自然不及仲景。其三，中医学术的继承主要靠师传、私塾、自学等方式，使人们的思想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又加之医者往往各承家技，秘而不传，影响了学术交流，致使中医的封闭性愈加严重。其四，科学技术不发达使人们缺乏认识自然的有力工具，对人体的了解至多也是一个直观的观察所得。人们在不能深入认识人体内部结构，又要进行医疗实践的情况下，只能从外部的症状表现去推理内部的病理变化，这就难免有猜测，甚至是臆想之处。对于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只能是较肤浅的感性认识阶段。其五，中医界与哲学界相比，缺少批判精神。象王充那样对于传统的思想和成见，甚至对孔、盂和儒家经典，也敢提出怀疑和批判的人在中医界能有几人呢？由于上述几种原因，致使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观在中医界迟迟不能建立起来。

发展中医要有先进的哲学思想作指导

在中国，哲学观念也随着与外界的文化科学交流和西方哲学思想的输入而受到冲击，并且很快地跟上了时代的步伐。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已经为人们所接受。而中医界却仍满足于中医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中医界虽然也强调哲学的指导作用，但事实上不能跟上哲学变更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摆脱旧的哲学观的束缚，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纳入自己的领域来指导自己的发展。诚然，明清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及近代科学对中医的影响，中医的确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方法，以此来维护、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近代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始终未能完成如何在当代先进哲学思想指导下发展自己这一课题。

哲学观念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更的。恩格斯在考察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史同自然科学的关系时就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3页）但是新的哲学观念一经形成，并为人们所接受，当然会对自然科学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指导作用。关键在于对新的哲学观念接受得迅速还是迟缓。任何一门学科如把握不住这个契机，都会失去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机。因为这个“契机”将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得到改变，改变以往的一些失误，在科学研究方法论上得到新的启迪。如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过的那样：“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提高一段，随之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制定研究法。”在先进的哲学思想指导下，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在研究工作中常常事半功倍。中医学虽然因为有临床上的实用性而为人们所接受，但它自身却因为有极大的排外性，内部的自控性等因素，没有及时地接受新的哲学思想，把握有利时机，仍沿袭古老的、亟待更新的传统思维方式，使其在近代的步子一缓再缓。

目前中医亟待解决的问题关键还在于自已指导思想的转变。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求得真正的发展，首先要彻底摆脱旧的哲学观的束缚。要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纳入自己的领域来指导自己的发展，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观，彻底改变古往今来固有的思辨模式和传统观念，对自己的过去要真正地有所“扬弃”，大胆斧正认识上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以往的一面说中医中充满着哲学思想，一面又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同时摒弃导致中医理论两千余年不能更新的陈旧观念，才能求得真正的发展。

在先进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医必须和当今的科技相结合，时刻把眼光瞄向新技术，以为我所用。西医学之所以能够与现代科技并驾齐驱，关键是能够不失时机地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己所用。其实中医理论在奠基时期是吸收了当时的科技成就的，只是在充实阶段由于排外性使其自身固于直观的、抽象的圈子内，造成了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想越雷池也颇困难的客观现实。长期以来，中医界缩手缩脚，唯恐失去自己的特色。试问如果把自己的朴素特色失去，又何碍于中医的发展呢？如果真有那么一种方法比辨证施治更有效，那么辨证施治也不是可以永远以特色自尊的，因为真理是相对的，是要不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