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考察现存先秦秦汉医学理论史料之后，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的结论：1．中医基本理论各学说具有基本独立的发生发展过程；2.中医基本理论各学说的发生发展过程并不同步；3．中医基本理论的产生及体系的形成是不断实践、验证与完善的过程。有待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基本理论具有比较完善的体系结构，而且早在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已具雏形，那么，这一体系结构的最后形成机制是什么呢?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融合的必然性及其特点
作为一门传统的自然科学，中医基本理论的根本来源乃是医疗实践。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医学家们积累了有关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预防养生等各个方面的大量的经验材料，感知了很多的现象，此属感性认识阶段，可称作“表象中的具体”。随着医疗实践的深入，经验材料的增多，医学家们试图从中摸索出规律性的东西来，逐步对这些“表象中的具体”作出各种各样的“抽象的规定”，从而产生了很多的概念、原理、规律，以至比较完善的观点和学说，这些便是后来构成理论体系的各种逻辑要素。所谓“中医基本理论各学说的基本独立的发生发展过程”，主要是指这一阶段。在进一步的医疗实践中，已经建立的各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逐渐明了，加上某些外因的影响（如当时的哲学思想），人们开始根据其间的内在联系，将各种有关的基本概念、原理、规律及学说融合统一起来，即各种“抽象的规定”的融合，这是一个从基本原理到具体内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最终形成中医基本理论的完整体系、达到“思维中的具体”的过程。
具体说来，既然中医基本理论各学说的发生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独立性，形成与成熟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别，那么，在中医基本理论的体系结构形成之前，各学说之间必定还有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而且各学说所研究的客体都是人体及其周围环境，在其基本独立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势必逐步发现各学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个基础上，融合过程便会自然产生。
经分析，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初级融合和系统融合两个步骤。在组成中医基本理论的各学说中，有的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融合而成的，可称“初级融合”。例如脏腑说的系统化，是由对脏腑的解剖及功能的认识、脏腑官窍相关理论、脏腑形体组织相关理论、脏腑情志相关理论以及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等各种要素融合而成。此外，象脏腑说、经络说、病因说、诊断说、治则说等理论之间也可能发生某种程度的融合，如脏腑说与经络说可融合成脏腑经络学说，诸如此类，融合的结果可使某一方面的理论变得更系统、更完善，但仍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也是初级融合的一种类型。
系统融合，是指中医基本理论各学说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后，在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精气神形及其他有关医学与哲学的基本概念、规律、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的大综合、大整理、大总结。这一过程使有关学说和理论观点都系统地结合起来并形成初步的体系结构。所谓体系，即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种事物构成的有机整体。中医基本理论体系的各项内容虽可分别叙述，但实际关系已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如“肝”，为五脏之一，与胆相表里，经脉是足厥阴，属阴，又为阴中之阳，在五行属木，其生发之机属于春气，藏血，为魂之处所，开窍于目，主泪、合筋、华爪，外风可以引动肝风，肝亦多动风发痉之候，升发太过可为阳亢，水不涵术又为阴亏，大怒伤肝、酸味太过亦可伤肝，治宜张扬肝的疏、达、舒、缓的特性，等等。其进一步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如经脉的联络、五行的生克、阴阳的相关……。确是脏腑说、经络说、病因说、病机说、诊断说、治疗说、医学阴阳五行说等各种学说的融合。主要根据《内经》整理出来的“中医基本理论”就是这一过程的最好证据。
当然，把融合过程分为初级融合和系统融合两个阶段，主要是一种理论的设想，实际过程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很明显，系统融合存在于初级融合之中，也就是说，各种初级融合完成后的结果，便是系统融合。
二、融合过程的具体例证
以上所论从逻辑上讲，可以毫无疑问地通过。但要—一回答这些过程的具体情形则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现存文献不足。可喜的是，马王堆及张家山医书的出土，使我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设法重现这些过程。如脏腑说与经脉说的融合，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马王堆、张家山两处均未出土脏腑说专篇，但据现有资料分析，西汉前期已有了初步的脏腑说。如仓公“伤脾气”一案，有“隔塞不通，不能食饮……泄血”等症状，且知道“脾气”与“胃气”关系密切。由此可以推知，这种初步的脏腑说，对个别脏腑的解剖位置、病候和治法均已有所认识，如对脾的认识，当包括以下内容：
解剖：脾为实体，与胃腑部位相近。
病候：中焦症状及有关官窍、肢体、肌肉部位的症状。
治疗：在相当于后世足太阴经、足阳明经附近砭灸；或辨证服药。
经脉说方面，由于有经脉帛书作为实证，叙述起来更加准确。如两种“十一脉说”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形成与脏腑的系统联系，均缺手厥阴，无三阴三阳对称观念，更无循环流注思想，完全是一种朴素的记录。这里以《足臂十一脉灸经》的足太阴脉为例：
路线：出（足）大指内廉骨蔡（际），出内踝上廉，循[月行]内廉，口膝内廉，出股内廉。
病候：病足大指废，[月行]内廉痛，股内痛，腹内痛，腹痛，腹胀，腹[月行]，不嗜食，善噫，心[月行]，善肘（通痔，腹疾）。
治疗：诸病此物者，皆灸足太阴脉。
由此可知，（1）经脉循行路线的发现，是以相关部位大量病症治疗经验为前题的；（2）所记腹部及中焦症状，说明已发现脏腑病症在相应肢体经脉施治具有疗效；（3）“凡病”、“皆灸”反映了初步的经脉辨证及循经治疗思想。
初步的脏腑说和经脉说分别产生以后，人们在医疗实践中进一步发现，某经脉和某脏腑在病候表现及体表治疗部位均十分接近；内服药物所治病证也有相同疗效。如，在相同部位施治或服用相同方药。既能治疗某脏腑之病，又能治疗某经脉之病，这两个证候群还经常同时出现，二者之间很可能具有内在联系。由于经常、反复地进行这种联想和思考，特别是加上阴阳、表里等基本观念的引入，终于发现了相应脏腑与经脉的特殊联系。经脉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已经存在这种关系的最初萌芽，较确定的也正是足太阴脉：
路线．出鱼股阴下廉，[月瑞]上廉，出内踝之上廉。是胃脉也，被胃。
病候：上当走心，使腹胀，善噫，食欲呕，得后与气则快然衰（是动病）；□□，心烦，死；心痛与腹胀，死；不能食，不能卧，强欠，三者同则死；溏泄，死，水与闭同则死，为十病（其所产病）。
治疗：是钜阴脉主治（是动则病）。
由上述可使足太阴脉与脾胃说的融合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是胃脉也”，按《诊籍》脾胃之气相通。后随着认识的发展，胃腑专归足阳明（但脾胃之间仍有密切的联系）。
综上，脏腑说与经脉说融合的大致过程是：（1）分别形成初步的脏腑说和经脉说；（2）认识到两说产生的实践基础有联系并且促进了两说的发展；（3）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在特定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融为一体。
必须指出，理性的推导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低估。如认识了脾经，就可以反推胃经等等。有资料表明，从十一脉增加到十二脉，就是根据推导应存在第六对对应关系、十二经脉必须构成“圆周”循环的医学天人观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发现并确定的。
此外，医学阴阳说与医学五行说的产生及成熟在时间上相距较远，后来融合成了医学阴阳五行说；经脉与气血理论最初有不同的来源，后来融合成了经脉生理与经脉病机的重要内容。例证甚多，具体过程也很复杂。
三、融合过程的扬弃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学说融合过程的同时，也扬弃了某些理论观点。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中医基本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上所论，各学说的融合是中医基本理论体系形成的基本机制，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最后在思维中推导出认识对象的整体特征的过程。显然，这是一种逻辑的重建过程，它要求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起点，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人们认识中医基本理论的历程一点不漏地反映出来，除去非本质的、芜杂纷扰的因素，是在所必然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思维中的具体”，即以抽象的、理论的形态来反映其认识的过程。中医基本理论主要是根据疾病诊治之需决定其体系内容的，其主体内容当然只能是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及其他与之密切相关的内容。
其二，与外因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中医基本理论的融合过程主要发生在西汉时期，而西汉时期正是中国早期学术理论的融合及分解辨析的重要时期，其特点之一便是很多原来在理论归属上模糊不清的内容，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归属。在这一特定环境的影响下，某些与中医基本理论的认识过程有关的内容，由于新的归属，而为中医基本理论的体系结构所扬弃。
尽管有关这一过程的资料比较缺乏，但仍可举出一些实例，如战国时期扬朱一派关于“适欲”的理论和《庄子·外篇》的某些养生思想，按说与医学理论有较大的联系，但从《内经》体系来看，基本上没有吸收这些内容，而明显地倾向于老子的“寡欲”说。又如战国秦汉之际的房中理论、行气导引理论在传世文物行气玉佩铭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养生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张家山汉墓出土医简《引书》及现存《庄子》等书中均有记载，想必当时风气很盛。然而上述诸书的有关理论观点却很少能在《内经》中找到线索。如众所周知的“七损八益”一词，原本出在马王堆医简《天下至道谈》，介绍了损益迥异的房中理论和术式。而到《内经》一书，有关解释全被删去，仅存这一术语，其他房中内容也没有存留。以至后世关于“七损八益”的含义争论不休。
其他学术理论的融合及分解辨析对中医基本理论体系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如“神仙”讲求长生，“房中”也谈保健，均与中医基本理论的认识过程有重要的关系，故马王堆、张家山两处出土的十余种方技类著作都是诸说杂陈，甚至一部书中各种内容俱备。
必须指出，不应把这种分化纯粹归于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而认为扬弃了的内容全属糟粕。即使是神仙、房中之类，亦有可取之处，如有关气功、导引的论述、合理的性保健措施等多保存于此类著作之中，应以严肃的态度加以研究。
四、几点启示
诸多理论因素的融合，构成中医基本理论的体系结构。据现有资料分析，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西汉时期。就中医基本理论形成过程的漫长历史而言，又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巨变。
融合过程使得中医基本理论由一种状态（零散的）飞跃似地进入到另一种状态（系统的），其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既是它高于一般传统医学之处，也是其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这一融合构成了中医基本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圆圈”，两千年间这一“圆圈”虽历经修补，但从未破裂；也没有产生新的、更大的“圆圈”将其包容、消化。也许这正是进入了现代科学史家所谓的具有很大稳定性的理论“范式”（Paradigm）。总之，不论它以后表现出的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的比重如何，由这一融合构成的理论体系确实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通过这一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朴素系统观确是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特色。首先，作为这一过程主要“粘合剂”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思想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朴素系统论特征；上述分析与例证也清楚地表明，融合即是从整体水平结合原有医学观念对已认识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学说进行的系统联系。这与从解剖学、组织学上看到的实际联系有认识层次的差别，决不应该以后者否定前者。在现代自然科学由只重视分门别类的精细研究发展到同时也重视综合性的整体研究的今天，中医理论的这一特色应该得到继续研究，加以发扬。
然而象很多事物都有它的反面一样，正因为天人相应思想、阴阳五行理论及整体分析方法统治了这一体系，使之在一定水平上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融合力，以至于一切新的现象都可归纳其中，新的资料被同化了，不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了，从而也失去了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无“循环加速机制”可言。而另一方面，对于不使用这些理论作说理工具的其他科学理论则格格不入，无法结合，具有极大的排斥力。可以说，这一封闭体系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局限性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三个面向”、实行“开放政策”，也应成为发展中医基本理论的重要方针。比如说，既然我们知道中医基本理论各学说是在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古代哲学思想的指导下融合成体系的，那么，引进现代先进的科学哲学、实现指导思想上的突破，就是当务之急。当然，还应该不断吸收各种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使中医基本理论各学说逐步跳出原有框架，力图在新的水平上，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和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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