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上，学派林立，异彩纷呈，举凡伤寒学派、金元四大家、温补派、温病派等，千百年来各树一帜，百家争鸣，至今仍是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理论瑰宝。这里向大家推介火神派。

火神派是由清末四川名医郑钦安（1824～1911）创立的一个重要医学流派，以注重阳气，擅用附子而著称，具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特色。郑钦安的《医理真传》成书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这是火神派的奠基之作，集中阐述了其学术思想。《医法园通》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该书羽翼《医理真传》，丰富完善了火神派的思想体系，郑钦安因此被称为火神派首领。百余年来火神派代有传人，其代表人物如云南吴佩衡（原云南中医学院院长），上海祝味菊，四川范中林、唐步祺、卢崇汉，山西李可等，均享有“吴附子”、“祝附子”、“唐火神”、“卢火神”……之名，驰誉医林，屡起重症、大症，他们的医案集为世所传颂。回顾一下，医史上除张景岳以擅用熟地而称“张熟地”，余师愚以擅用石膏而称“余石膏”以外，像火神派这样众多医家享有“某火神”、“某附子”之誉的现象，可称绝无仅有，足见其学术观点和用药风格之鲜明，影响之深远。

笔者所著《中医火神派探讨》、《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两书，在国内第一次系统总结了火神派的理论体系和临床心法，归纳其学术观点主要有三：

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是火神派最基本的学术观点。

郑钦安提出的阴阳辨诀作为阴阳的辨证纲领，经世致用，在寒热错杂、真假难辨的情势下，判认起来可靠而实用。其现实意义在于，对许多慢性病如肝炎、肾炎、前列腺炎、糖尿病、高血压、肿瘤、血症等，通常按照湿热、热证、阴虚来认证的病变，辨认出其阳虚阴盛的实质，用扶阳法治疗均取得可靠疗效。唐步祺先生称：“数十年临床经验，凡遇阳虚症，如一般所称之肾炎、肝炎、肺炎、心肌炎、胃炎等，只要临床症状有阳虚之实据，即不考虑炎症，辄以四逆汤加味治疗，往往取得满意效果，益佩郑氏之卓见。”

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是其显著特点。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干姜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从几十克到几百克）、早用、专用等几个方面，这是火神派最突出的特点。众多火神派医家均有以大剂量姜附治愈急危重症的验案。

对阴证的认识十分精到，尤其对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所引起的假热证，郑氏又称为“阴火”证。此为火神派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

火神派对常见的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面赤、目赤、内伤发热等所谓“上火”——“假热证”的辨认可靠而准确，疗效可信而持久。可以说，火神派的学问不止在擅用大剂量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对“假热证”的辨认上，这是眼下医界多数人仍不知觉的东西，也是发掘、倡导火神派的现代意义所在。

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经，剑走偏锋，只会用附子、四逆汤？有人不免质疑这一点。其实各家流派都是基于一定的学术观点而建立的学术体系，其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全面研究其著作，不难发现各家虽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未离开辨证论治这一最根本的原则。诚如李中梓所说：“（金元）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及之耳。”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他说：“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可见立论施法并不偏颇。事实上，火神派绝非一味追求温热，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们不仅擅用姜、附，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也都十分纯熟。

火神派以其鲜明的用药风格活跃于医林。在当代，除伤寒派外，还在为医家所赏识而发挥作用者，火神派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这当然有其内在原因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