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年七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中医日趋萎缩令人担忧〉的文章。看了这样的标题，不禁使我感到新奇与兴奋。之所以新奇，是因为中医萎缩的现实是必然的，但在过去这是不许上报纸的，上报纸的只应是中医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壮大,已作出了如何如何的业绩等等; 之所以感到兴奋, 那是觉得现今的报纸到底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能公开把中医萎缩的现实公诸报端, 这在我国不是一个不值得高兴的进步。
然而， 不幸的是该报又发表了同一作者所写的《按中医规律来管理中医》一文，使我感到了难以言喻的失望。这第二篇文章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和十分有害的。原来作者在第一篇文章中把中医的萎缩现状暴露出来只是为了给第二篇文章作衬垫，是为中医打抱不平。现摘要批评该文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如下:
(一) 作者抱怨“中医要晋升职称，投票的却是不懂中医特点的专家。”中医的特点是甚麽？在我国，有本事的中医师历来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何惧西医的评说。医学不外是治病救人，这样的事西医专家评不得，谁人评得？
作者抱怨“中医发生医疗事故与纠纷，鉴定方法却是西医那一套”。如果把不该死的病人治死了，那麽对西医来讲是事故，而对中医却不是？
作者抱怨“中医在临床研究出一种新药，审批方法。。。一律用审批西药的标准来衡量”。当前审批一个西药的步骤是十分繁复的。中药有什麽理由不尊重这一举世同一的标准。如果一个新的西药通过致癌、致畸、致突变的试验， 而一个类似功效的中药应该避开这些？
（二）作者认为现代医学的理论基础是细胞学，而祖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是阴阳五行。
我认为，魏尔啸创立的细胞病理学是有着明确物质基础的，而阴阳五行既算不得是学说，更称不上甚麽理论体系。它只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观点，而这一观点远非中医所独具。中医界有许多不科学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把阴阳、经络等称之为学说。自然科学的学说是有一定含义的。把不称之为学说的事项硬称之为学说，这本身就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三）作者把中医的萎缩归咎于西医的压制，执行政策的同志的压制，中医界以外的人对中医规律之不理解，从而建议“按中医规律来管理中医”。这实质上是要求在医学领域里建立中医的独立王国。
既然上海《文汇报》公开提出了中医萎缩的问题，那不妨把各方面的观点公开摆出来，然后才有可能开出治疗这种萎缩的“处方”。上海《文汇报》提供的处方只能是导致中医萎缩至死的处方。
我认为中医萎缩的根本原因有三：（1）中医本身的弱点；（2）领导中医的官员缺乏能力；(3) 执政党的中医政策失当。
在讨论中医萎缩问题时必须首先说明两点：一、中医是能治病的，甚至有些令西医束手的疾患中医能治。二、至少， 四十年来中医药界的学者们作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贡献。我对中医问题提出一己之见，但不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不管有多少偏激的民族情绪，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中、西医相比，无论是医疗实践抑或学术水平，都不可同日而语，都不可等量齐观。由于中医本身的许多弱点，在与西医并列时，竞争失利，势所必然。
半个世纪前，我小时候，按照中医的方式，每当感冒头痛时就在脑门子上拔一个火罐（那时候火罐是市场上的普通商品），而在泻肚时吞服一条由一根油条烧成的黑灰。这两者都是明显奏效的。及长，有了各种西药感冒片和止泻药物后，我不再使用火罐河吞服油条黑灰。这表明，这两个中医方法从萎缩到衰亡。
中医好古，把古书中的医学记载均当作字字珠玑的金科玉律。事实上古书中的内容当然是有许多不科学的和错误的。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必然。研究西医的学者在撰写论文时总是引用近十年的文献， 更早的文献即引用不多了。可是中医却还把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素问》当成经典，这实在是一件无法说得过去的事情。且不说这麽久远，即使到了明代李时珍，他是伟大的医药学家，但他的话也不可能是句句真理。譬如，他就认为指甲是筋之余，因此指甲异名为“筋退”。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不对的了。
提到指甲就自然涉及到卓著疗效的锡类散，人指甲就是它的成分之一。说是只能用指甲，不能用趾甲。若说趾甲无效，并无实验根据。也有一说，谓用趾甲制成药敷于人口腔内不道德。这显然又是一个非科学的提法，而且显然也不符合中医的惯例。紫和车（人胎盘）尚且能给人吃，人中白和人中黄尚可入药，何故趾甲不能？再进一步问，指甲何以与其它六种成分配伍后就有功效？舍去指甲可否？指甲是必须成分的实验根据是甚麽？这是回答不出的。
另一个中成药龟龄集，据说也是实践证明有效的。但它的成分中有麻雀脑和蜻蜓眼。中医也许会说两者起甚麽甚麽作用，但是，可信的科学依据呢？最终的回答是根据古书或甚麽宫廷秘方之类。但当代药物学家和医学家总不免要刨根问底，如何知道麻雀脑与蜻蜓眼奏效？少了这两者行不行？
直到今天， 中药还是有着大量的草根树皮，中医还是靠手指号脉，眼看舌苔。中医的诊断手段不能有所前进麽？草根树皮中的有效成分不能抽提出来麽？相比之下，西医的诊断手段日新月异，从植物中提取的和有机合成的西药比比皆是。中、西医在共同前进中，前者不受淘汰倒是怪事了。西药常有旧药被淘汰，为新药所取代，而中药却可延续不变。作为中药界最具权威的代表，北京同仁堂的三千余种中药可曾有过更新？我国中医药维持到今日之状态，靠的无非是执政党的保护政策和“祖国医学”的招牌。这就难怪会出现上海《文汇报》上那样的文章，其基本要求不外是最好中、西医脱离关系，有中医按自己的“规律”办事，多提升教授，少承担医疗事故，可以方便地为新发明的中药开绿灯，遂致硕果累累。如果该报文章代表中医界的观点，那将是何等可悲的现实！
长期来，人们对中医的赞颂往往过高。若讲实事求是，那麽，对中医的落后方面也不应讳言。中医的某些概念乃至名词都是很模糊的。譬如，作为生理学工作者，我断然拒绝中医对肾的描述。 《素问·金匦真言论》按中医的所谓“阴阳学说”，称“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定腹为阴位，而肾属阴物，这有甚麽医学意义？按此说法，肾在腹部。但《灵枢。海论》称“腰为肾之府”，这说的是肾在腰部。中医古书连这样的大体解剖也记述不一。《难经·三十六难》认为肾有两枚。左侧为肾，右侧为命门。肾主阴，属水，命门主阳，属火。故肾又有“水火之脏”之称。既然肾是阴中之阴，何以左右主阴阳不同，属水火不同，名称不同，功能不同？今天我们还应该抱着这样的“阴阳学说”麽？中学毕业生已对肾的形态与功能有了初步的认识，考进中医学院后去学习“肾”与“命门”这“水火之脏”吗？不应苛责古人，他们是对人体认识的起步者，但的确要痛心地批评时至今日还要摆弄这些玩意儿的中医。必须扬弃此等中医规律！必须扬弃此等中医的理论基础！
多年前曾有人提出，所谓中医实则主要是中药。这一观点则被批判为攻击中医的“中医虚无主义”。我想，这一观点无非是相对于西医而言。中医治病主要靠的是中药，而作为医术，尽管古籍医书浩如烟海，但具体的医术，相形之下是显得有限了。凡了解中医临症实践者，不难得此结论。中医界及其领导人不要听到异议就发火为好。
有着近三百二十年历史，闻名中外的北京同仁堂，人们盛赞它的安宫牛黄丸、虎骨酒、局方至宝丹等十大名药。然而，且不说它所有的三千余种药，即使那最负盛名的四百九十五种成药都是那麽卓具功效？我们尊重同仁堂严谨的选药：陈皮要广东新会的，白芍用浙江东阳的，当归选甘肃岷县的，大黄要青海西宁的，生地是河南怀庆的，丹皮取自安徽芜湖，人参必用吉林山参，蜂蜜必得自河北省兴隆县的枣花蜜。这种态度令人感动。三百年来就这样地干着，作为优良传统还要维持下去。但从科学意义上来讲，从科学发展的意义上来看，这里不存在甚麽问题麽？我们敬仰同仁堂药师的医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药料”。在制备“紫雪散”时，要把一两黄金砸成能覆盖一亩三分地面面积的薄膜，与石性药同熬，使金元素入药。这种敬业精神令人钦敬。三百年啊！这种制药工艺还要继续下去多久？如果需要金元素，那麽用其它含金化合物取代不行麽? 金元素真的入药了吗？不再有游离金了吗？一定要金吗？别的金属不行吗？……对紫雪散的制备应该褒还是贬? 令人奇怪的是同仁堂在保持着她极端落后的制药工序的同时，却添置了日本岛津AA-670冷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仪（AAS）这样先进的、可测试金属元素到ppb水平的仪器。外行者看热闹，内行者不难判断这台AAS不可能在同仁堂如此保守的药店里发挥出它本可发挥的作用。是不是用AAS来证实她的紫雪散的制备过程已使金元素入药了呢？（以上有关同仁堂的资料引自解心言的报告文学〈世代相传，盛名依旧——初访北京同仁堂〉，载《人民文学》函授版，一九八八年九期页八——十。）
中医持着“祖国医学”这块金字招牌受到过高的赞颂是始自五十年代中期。历史上并不如此。五四时代的反封建包含有反中医的内容。日本明治维新包含了反汉医的内容。这是有史可查的。鲁迅和巴金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贬损过中医，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巴金先生知名度高，在当前也不会有人公开去碰他（当然，背地里还是要骂的。譬如当胡耀邦去职，三位知识分子出党时，不是有人骂过王“王若望”八“巴金”羔“?”子“方励之”吗？但终归未曾公诸报端）。不过，我设想，最近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假如作者不是巴金，而是类似马建邦那样的尚未成名的作者（曾发表《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那麽其中贬损中医的内容会不会因为违反了党的中医政策而使编导等主要负责人停职检查？
要反中医就让人家反吧。中医中不能说没有糟粕。那炼丹术本是要炼出长生不老药，可实际上炼出来的都是毒药。然而，一个民族，上下五千年，总归会积累出一些医药方面的可贵经验。只要是真理，人家会回头的。一九八五年日本就有人宣布其汉医要超过中国。看来我们也只好让人家超过。在今日之世界，中华民族除了封建意识与极左思潮之外，还有多少东西不落他人之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重要的是日本人怎样使汉医超过中国的？难道是坚持阴阳学说么？难道是探寻虚无缥缈的经络么？难道是把《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等都译成日文来钻研么？
生物化学家已从人尿及胎盘中提取了许多名贵的化学品。 如果紫和车、人中白、人中黄确有疗效，何以不用现代生化方法将有效成分分离出来？这理当是发展中医药的自然途径。可是，这么干的究竟有多少？
针刺麻醉是从中医医术中发展出来的。许多生理学家并不承认针刺可以麻醉。经研究得知，实为针刺镇痛。对其机制亦有所阐明，其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愚昧的中医政策，使之遭至严重的畸变。在七十年代，由执政党决定，各医院的外科手术必须使用针刺麻醉，而且还要向上级报告针麻手术的成绩。于是， 多少患者如上大刑，手术室中的惨叫声毫不希奇。一时间针刺麻醉为病家所恐惧，产生了相当坏的社会影响。
从前，妈妈或奶奶哄孩子睡觉时老是说，“别吵了，快睡觉。再吵，大灰狼要来了。”在针刺麻醉造成社会恐惧的时节，这句骗孩子的话改成，“别吵了，快睡觉。再吵，医生来针刺麻醉了。”
我国历来是一个刑不上大夫的国度，？。因此，强迫施以针刺麻醉者，率皆庶民。那时节，？。当然少不得也有庶民开后门的，为了拔一颗牙，想方设法偷偷摸摸弄一支度冷定。
这样的中医政策亘古未闻。待毛泽东死后，各医院的外科麻醉问题才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格局。
毛泽东提出了“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是中医界所津津乐道的。毛的这句话并不错，但我国的传统历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样的最高指示支持下，中医被提到了并不合理的高度，获得的经费相对地一直是高的。我所见过的几个中医机构的进口仪器设备是相当精良的。可是，中医学院的有些研究生却一心想到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内作与中医无关的论文，而不愿跟随自己的中医导师。由于这些情况，加之学术民主气氛又不怎么好，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医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尽管我国基础理论研究的经费很少，但许多学者仍无心趋向经费较宽松的中医机构。
卫星之围绕恒星转动是因为恒星有引力。中医无引力，所以不能当恒星。然而如果执政党的政策正确，而又能任用有能力的领导人，则中医本来未始无引力，未始不是恒星。
中医界今年屡出奇闻，这当然不是好兆头。譬如宣称植物也有经络即是一例。再如最近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医师集会湖北黄石举行中国首届中医会，制定全国中医科普工作规划等等，还抱怨普及性的中医药报刊太少，发行数也少。必须指出，中医的发展断然不能靠科普。恰恰相反应当是提高。坦率地说，今日的自然科学，主要的成果是出于科学殿堂，而断然不是毛泽东所主张的那种“走群众路线”办科研之类的玩意儿。今天不必讳言于此。全国各综合的和医学专业的通俗报刊，哪一家拒绝登载过中医科普内容的文章？数十年来中医界的虚假或过分夸大新闻报道谁能数得清？针灸治疗耳聋的报道已有数不清的次数了，真的吗？经络人也不知被发现多少了，哪一例是真的？如果中医再强调科普，那真不知全国又会发现多少经络人！也许针灸一刺就把死人刺活了！当今， 发展中医的策略只应是除其糟粕，提高精华。
再一件事情就是把古代医籍医成白话文。这是毫无意义与无价值的。当今，无论中外，都有古籍今译的事。例如，钱伯城主编言文对照《古文观止新编》。此书精选精译了我国古代散文名篇，是一件上好之举。柏杨翻译《资治通鉴》。这是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历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古代历史，是一件上好之举。在英国，今日民众一般都读不懂连人称代词都有别于今日英语的莎士比亚名著。于是出版机构将这人类文学之瑰宝译成当代英语，这是一件上好之举。但是，把上起《黄帝内经素问》的历代古医书译成今文，却是一件很不足取之举。理由很简单——科学与文史有别。后者是不变的，前者是进行的；后者已成定局，前者在发展；后者静，前者动。莎士比亚（一五六四——一六一六）的文学巨著值得今译，但却不会有人想到去把与莎氏同时代的威廉.哈维的（一五七八——一六五七）有关血液循环的划时代巨著译成当代英语。甚至今日研究血液循环的学者也全然用不着去参考或引用哈维的伟大著作。从发展来说，古书是历代相传下来的。历代中医固然少不了有因循守旧的一面，但另一面也必然对医书有一个去粗取精的筛选过程——扬弃无用的和有害的，而保留和发展有效的。时至今日，若尽信古医书，难道我们还要把中医发展史重演一遍么？可以说，如果中医界领导人如此好古，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中医萎缩到今日之地步。这从根本策略上就是错误的。竟然宣称要把一百二十种古典医籍译出来，加上我国特有的那种“走群众路线”的传统，不难预言，安徽黄山的炼丹台上将会烟雾再起，薛宝钗的药引将被重新起用，弄不好济公活佛推荐的药方也值得重新研究。当然了，历代医书上都说有“经络”，而且古书上还画着经络图，岂可不信其存在呢？！
三十多年来，上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党的保护政策，中央为发展中医显然未少拨款项。长期来中医界的实际状况外人不尽得知。但领导中医的官员应是知道的。中国本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国家。可是，在上海，每当毕业生分配时，负责中医学院分配工作的干部总要发愁， 二百多名毕业生需要费不知多少唇舌才能找到出路。中医落到了如此的境地！
我们不得不对历史进行极其悲痛的反思，哪怕“触雷”也得反思！三十多年来，一旦产生了某个动议，则紧接着就是改动议内容的萎缩与畸变。提出了“百花齐放”后，文艺界走向了百花凋零;提出了“百家争鸣”后，学术界向着一家独鸣迅猛前进；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后，敌我愈来愈弄不清，以致发展到假叛徒满天飞，真叛徒居高位；提出了“三面红旗”和“十五年超英赶美”后，紧接着就是出足了洋相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把大好河山弄成了“只剩下一个鸡蛋的家当”！多少忠君之臣皆作媚时语，唯一良将为民鼓与呼，却只落得个茕茕孑立,形单影只，忠魂饮恨归西去。
那么，提出了“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之后”，中医怎样了呢？
干部问题从来就是我国政治体制中最存在问题的问题。我们几乎从来不是选贤与能，而是照顾、搭配。在政府的许多部门里，由才具不高的官员占居高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致使本来可以发达起来的事业遭到萎缩与衰退。有些高级官员甚至连最起码的语言能力都很差。对此，老百姓在电视机前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么多的平庸高官喜欢题词，而词的内容平淡，笔迹难看。表面看来他们似是风雅，可老百姓的心里怎么想呢？
中医界历来的领导官员如何？他们对中医萎缩的现状不负有责任吗？或者他们是否承认中医萎缩的现实呢？抑或他们认为上海《文汇报》关于中医萎缩的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人们不能不承认，把一百二十种中医古籍译成今文，这需要巨大的魄力。其精神远大于把一两黄金砸成可覆盖一亩三分土地面积的薄膜。这又需要有权的后台，否则哪家出版社肯为你出这样的书？问题是这样大的一件事只不过是一个人说了算，根本没有论证过学术上是否可取。像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本身就是对中医界领导官员才具的考验。这是一个简单的正负题，你是划“+”号，还是划“-”号？
总之，对国家机构的各级领导官员，应该进行严肃的遴选。执政党应该有举贤任能兼容并收的气魄。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生活了四十年，一旦从社会主义的报纸上读到了台湾的前经济部长尹仲容竟然不是国民党员，而且还“猖狂”到不怕得罪当朝权贵巨室，我心情十分复杂。？。积四十年之生活经历，我总感到，？。中国人中有能人。亚洲四小龙中的三条小龙是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这条大龙老是尾大不掉？如果“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息”，何谈什么事业？何谈国家之富强？不起用贤能者，不但祖国医学上不去，什么也上不去!
吁嗟乎，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