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夷说 (代序)

略　

引子——巫医与西潮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麽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换句话说，不太客气的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中国传统上关於「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後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谓「医」的始祖「彭」与「咸」，就是屈原所谓的「吴将从彭咸之所居」的「彭」与「咸」。

　　所谓彭咸，根本统统是「巫医」。我们查查古书，很容易就看到：

　　「世本」：「巫彭作医。」（「山海经」海内经注引）

　　 「吕览」：「巫彭作医。」（「勿穷」）

　　 「说文」：「占者巫彭初作医。」

　　 「世本」：「巫咸初作医。」 （「玉海」六三引）

　　 「世本」：「巫咸尧臣，以鸿术为帝尧之医。」

　　 「大荒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海内西经」：「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可见「巫」和「医」两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所谓「医」，根本就是神医、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个名字！

　　「巫彭」与「巫咸」是殷商时代的人物。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进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扯淡！他们不论怎麽改来改去，不论是什麽「华陀再世」「歧伯复生」都统统属於万世一系的巫医系统。这个系统，直延伸到中华民国五十四年的所谓「中医学院」，还没有断子绝孙，还是整年有数不尽的小「华陀」小「歧伯」出现，出现在这个可怜的国家，祸害这个可怜的民族，使他们吃树根草药、吞虫屎黑汤。

　　但是，这个世界究竟不完全是「中华帝国」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进步的国家，有不吃树根草药、不吞虫屎黑汤的民族，他们的进步与扩张，终於慢慢挤进了巫医成群的东方古国，并且使十七世纪的中国康熙皇帝，首先咽下了治疗疟疾的苦药丸。

　　中国的「御医」们治不好皇帝的疟疾病，这只是一个在西方医生面前失败的开始；而西方医生们此後的努力，也因这个事件而形成一个转泪。从此以後，西化医学的开始进口，也就愈来愈顺利了。

　　西元一八○五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进口了种牛痘的法子，使中国人开始少了一些麻哥；十五年後（一八二○），这个公司的又一个外科医生李温斯敦（LivingStone），与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进口了一家施药局，为中国人治疗了一些病痛；再过了七年（一八二七），还是这个公司的医生郭雷枢（T.R.Colledge）比较大规模的进口了医疗的工作，为中国人拓开了不少医学上的眼光。 这个郭雷枢医生，是最能了解治病有助於传教的人，所以他乾脆发表了一篇论文——「对用医生来在中国传教的提议」（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这个提议，很受西方人的重视。到了一八三四年，终於第一个传教医生（missionary doctor）和中国人见面了，他，不是别人，就是中国第一个西方医钮、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的创办人——伯驾（Peter Parker）医生。

　　在伯驾医生创办「博济医院」整整半个世纪後的第一年（一八八六），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中国青年人走近这个医院，开始努力学做一个西化的医生，他，不是别人，就是孙逸仙。

　　孙逸仙在这个医院里，曾经学会了一句开玩笑的禅话，叫做「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当他用这句禅话来向同学开玩笑的时候，他绝没想到，他此後的生涯，竟是应了这八个字的偈语：——花了前後六年的日子去学医，最後又把它抛弃，这不正正是「有而不有」吗？本来认为中国的「膏肓之病」不能除去，而要「匿迹於医术」，最後又重拾素愿，「致力国民革命」，使「中华帝国」变成「中华民国」，这不正正是「不有而有」吗？

　　「西医与革命」，它不该只是一本历史，而该兼有一种思想指南的身分。它告诉人们一个「有而不有」的具体例子，又给人们一个「不有而有」的明显希望。读了这本书的人，应该把它当作一支指针，在西化的浩荡潮流里，随时校正它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