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开始，中医药被划为旧文化传统的代表，甚至中医已被改称为“旧医”，西医则堂而皇之地拥有了“新医”的美名。人们一般都将“旧”当作是陈旧的、落后的、不好的来对待，“新”当然就是先进的、正确的。因而当时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轻视中医、反对中医，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落后于时代，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应该与封建社会一起埋葬。这种由于中西文化异同引起的学术偏见，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是非问题，只要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为中医申辩就是保守，判中医就是革命。

近代废除中医的思想根源是从俞樾的一个荒唐观点开始的，由此拉开了一场同样荒唐的学术“闹剧”，以至最有影响的文化名流陈独秀、胡适、鲁迅、严复、梁启超都纷纷陷入对中医的大判中，似乎不骂中医就不能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不斗中医就不能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曾经为包括这些文人在内的中国人及其先辈们的健康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中医药，就这样被“痛骂”了。

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德清人。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试中第十九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河南学政。他在1879年发表《废医论》，成为国人主张废除中医的鼻祖。《废医论》全文共分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去疾篇等七个篇章，七千余字。

俞樾在“本义篇”中以《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世人渐“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医不可废乎?……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医亦应废。看不出来此处由这种简单思维推导出的废医观点有没有受西学的影响，如果是按西学“根据事实证据进行逻辑推理判断”的学术研究规则，是不应当这么草率就得出结论的。很显然，这个观点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比如说，如果张三与李四在一起喝过酒，甚至多次喝酒，某一天张三杀了人，要被枪毙，是否与他一起喝过酒的李四也要一起“陪杀场”？这充分证明了俞樾治学的草率，只要稍具医学史知识的人都能判断出这是一个不讲道理的荒谬观点。

中医药虽然起源于我们祖先的劳动和医疗实践活动，但由于在早期萌芽阶段，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难免不与巫卜相混，早期的西方医学、古埃及医学也同样有过与“神灵”为伍的日子。以后随着医药学的进步和发展，自然就会与巫卜割裂开来。先秦时期的《周礼》就记载有医师的职责：“医师究人之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察天五运，并时六气……以探五病，决死生之分”。这个过程已经没有了巫的痕迹，这一时期治病已经开始主要用食疗、药疗和针灸，已逐步取代了巫师的祈祷、祭祀和咒禁。《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更是明确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已表明医学与迷信已经决裂。

从“医”字的演变也可证明医与巫卜的分离，最早的医曾写作“毉”，而后使用药物后则改写为“醫”。因当时很多药物都用酒制，故用表示酒的偏旁“酉”来代表药物。这些文献和事例证实中国医学脱离巫的影响的时间，比俞樾所说的还早得多。落后而迷信的巫卜从医中退出，这是历史的必然，但不能因为医学曾经与巫卜有过联系，就以此推导出“既然巫卜都废除了、医也应当废除”的荒谬结论。

俞樾在文中也提到，从东汉以后卜逐渐消亡，仅医盛行。实际上这说明了他也承认从那时起中医已摆脱了巫卜、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既然如此，又为何要以巫卜已废为由来提出废医呢？虽然我现在无法揣摩出俞樾这样荒唐“炒作”的真实目的，但可以认定的是现在某些人用俞樾这种逻辑混乱的错误观点，来证明废除中医的正确性，这是多么的可笑和对历史的无知。

俞樾在其他篇章中，还对中医有多种十分“滑稽”的否定，之后他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透过俞樾使我们了解到了晚清个别大文人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准实在是令后人“无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