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长期批评伪科学、坚持学术打假,令人敬佩。但他在中医废存问题上过于偏激了。他的《批评中医》一书在很多地方表现出缺乏基本的科学精神,以下举例指出,欢迎指教。
一,为什么一吃中药,疾病就自愈了?
他在“不可轻信中医的疗效”部分(p45)说:“历代名医在医案中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用什么处方治好了某个病人,患者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得益于某种药物,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没有价值,因为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某个患者吃了某种药物之后病好了,并不等于就是那种药物真的发挥了作用。它可能是自愈(许多疾病本来不吃药也可以自愈),……”(p46)
这种批评显然太粗糙了。很多病人是在西医无效的情况下才去看中医的,并恢复了健康。如果说这是病人自愈的话,那么为什么西医治疗时,病人没有自愈,而一吃了中药,病人却自愈了?这是不是太巧了?
即使是巧合,但“巧合”多了,其背后多半会存在客观规律,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会抓住蛛丝马迹,锲而不舍,最终找出原因,使人类的知识总量增加一点,甚至有重大的发现。在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里,这种情况很多,例如不锈钢就是这样发现的。
面对巧合,不屑一顾,轻易否认,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
“许多疾病本来不吃药也可以自愈”,没有错,但这都是些什么病呢?中医是在治疗这些疾病才有效呢,还是在治疗不能够自愈的疾病时也“碰巧有效”呢?癌症和非典也能够自愈吗?
感冒之类小毛病可以自愈,就能够证明癌症和非典也能够自愈?就能够说明中医对癌症和非典的治疗是无效的吗?
这里显然是偷换了概念。
方还说(中医的效果)“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许多疾病的相当一部分病人在吃了无药性的“安慰剂”之后也会痊愈),……”(p46)
言下之意是中医治愈病人是靠心理暗示的。如果中医的心理暗示有这么强大的功能,那不也说明了中医的价值吗?一样能够治病,为什么通过心理暗示治病就没有价值呢?心理暗示疗法不吃药不打针,安全性强多了,这本来应该是赞扬中医的理由,怎么反而成了否定中医的理由了呢?
西医不能通过心理暗示治愈癌症和非典,而中医可以,还不造成后遗症,不正说明中医的价值吗?
——注释:西医治疗非典导致了严重的后遗症,详细请见(可在网上搜索标题获得全文):
1,钟南山:7%~8%非典患者肺部纤维化,需注意后遗症
2,SARS 后遗症患者的日常生活令人心酸(中国青年报北京2006年5月17日电)
3,从抗击 SARS 看中医药的比较优势
(文献 3 的作者看来不反对中医,因此在这里仅作为参考材料。该文提供了一些对照数据和事实,包括用中医治疗非典基本没有后遗症。欢迎方先生同样用对照数据和事实来一一反驳)
方很反对中医用个案来说明中医的效果,但他自己同样也是用个案来否定中医效果的。例如特意在书后附了鲁迅描述中医在治疗其父亲疾病时的种种荒诞行经。
方在否定中医在治疗非典方面的功效时,也没有对很多公开的事实与对照数据进行一一分析和反驳,这显然也不符合他一贯倡导的科学精神。笔者将另作一文讨论。
二,中医不同于西医,无法进行对比试验
中医的特点就是“看人下药”,对不同的人、在病情的不同阶段,中医开的药方都是不同的。但是方却一定要中医按照西医的做法来“验药”,这是不是太机械了?
中医和西医不同之处在于:西医的“病症”很单一,胃炎就是胃炎;而在中医看来,虽然都是胃不舒服,但不同的病人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病人来就诊时疾病所处的阶段也不同,各个病人的体质也有很大不同,因此开的药方也是不同的。
要对中药进行西医式的药检,就必须找到几百个个人情况完全一样、处于同一病情阶段的病人,这在技术上可能吗?
中医对病人和病情进行更细致的划分,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给药,恰恰是医疗思想和医疗技术先进的表现,西医无力进行这么细致的划分,怎么反而要中医去屈就西医?
西医的确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医学习,但中医也有很多东西值得西医学习。中医下药时考虑很多因素,而西医把人当机械,生什么病给什么药,考虑的因素比较少,显然有待改进和提高。
精细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以大众传播为例,广告过去的确是“广而告之”的,但现在要“细分市场”了,只对“目标受众”进行有针对性的“窄告”,以提高传播的效率,减少浪费。随着技术条件的发展(电脑、数据库、网络、移动终端等),细分将越来越细,最终细分到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情况(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生活方式、……)都是不同的。
“人命关天”。为人治病比做广告、促销商品重要得多;人体的情况也要比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复杂无数倍。在治疗疾病时,显然更应该有针对性。在这方面,中医至少在思想观念上、在医疗实践上已经走在了西医前面几千年,怎么反而要中医倒退到西医的机械化低级阶段?
即使不要求西医学习中医,也不应该强迫中医削足适履呀!
方说:“现代医学也承认不同的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因而药物往往只对一部分病人、而不是全部的病人都有效,所以才需要做统计。但是现代医学并不认为个体差异会大到每个人都只能用特定配方的药的地步。一个真正有效的药应该是对相当多的人都有效的。”(p47)
“现代医学并不认为个体差异会大到每个人都只能用特定配方的药的地步”,这恰恰是西医机械、落后、不足的地方,怎么能够用它来指责中医的因人施药呢?
方在这里不知不觉地用西医作为评判标准来判别中医的科学性。在分析问题时抱有先入之见,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表现。
这就好象在讨论相对论时,抱着古典物理学的先入之见,惊叹“时间怎么可能缩短呢?”“运动物体的尺度怎么可能缩短呢?”套用一句中国谚语就是:以牛顿之心,度爱因斯坦之腹。
三,有效是硬道理
难道检验药效只有一种方式?除了双盲对照试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一种方法“屡试不爽”,就能够说明它是有效的。虽然中医的理论有很多问题,但中医能够治疗疾病,就说明中医掌握了某些客观规律,并能够应用这些客观规律为人类服务。
气象台不请算命先生去预报天气,不是因为其它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成功率等于零。
天旱时人们不再拜龙王求雨,也是因为求雨基本是无效的,至少人工降雨技术的成功率要远远大于拜神求雨。
否定中医者,都要否定其疗效。方先生一再否定中医的疗效,但同时又主张“废医验药”。既然中医无效,为什么还要验中药呢?一起废掉不就万事大吉了?主张验药,就是承认部分中药还是有效的。既然承认中药是有效的,不就等于承认中医也是有效的?
当然,中医也应该虚心接受正确的批评,不断发展,使自己科学化起来。西医检验药物疗效的方法不适合中药,那就应该努力寻找其它合适中药的检验方法。例如:
1,成立权威的中药主管部门;
2,指定可靠的第三方详细记录医疗过程和结果(例如在有条件的医院,强制中医使用电子病历和电子药方,实时传送到主管部门;治疗后由第三方对病人进行检查,提交检查报告和病人自述报告等);
3,主管部门汇总材料,定期公布统计结果,使大众和医疗界、学术界了解各种治疗方法的效果和副作用。
这项工作应该长期地进行,范围逐渐扩大,通过统计数据发现有效的医疗方法,屏弃无效的治疗方法,使中医获得科学的基础,避免在传播过程中因“选择性记忆”现象而扭曲事实,夸大或贬低中医疗效。
——注释:“选择性记忆”指的是人们往往只记得自己愿意记得的信息,而忘记其它信息,导致形成错误的观点。例如只记得算命先生判别孕妇腹中婴儿性别的成功事例,却忘记失败事例,结果认为算命先生能够判别孕妇腹中婴儿的性别。
四,应该科学对待中药之毒
上述权威主管部门还应该收集整理中药的副作用情况,禁止有毒无效药物。
虽然中药的疗效难以用西医的方法进行检验,但其毒性可以用西医的方法进行检验。
不过应该考虑中药的复方特点。单独有害的药物在复方中可能是无毒而有疗效的。例如砒霜有毒,可以致人死命,但在复方中药里毒性大大降低,而且能够治病。
关木通这样有害却无疗效贡献的成分则应该全面禁止使用。即使有的有毒药材有疗效,也应该尽量使用无害但有同样疗效的药材代替。
另一方面,由于中药的针对性非常强,而很多中药成分尚未经过毒性检验,因此主管部门应该严格管制中成药和中药非处方药(如龙胆泻肝丸)。
中成药和中药非处方药必须经过严格检验,证明该中成药对绝大多数人是有效的、无毒的,是可以无限量服用的(如果不能无限量服用,则必须在药品说明中明确写明最高服用量和最短间隔时期)。
换句话说:中成药尤其是非处方中药应该按照方先生主张的西医方式进行严格检验。因为中成药和中药非处方药往往是按照西药模式使用的。
总之,我们不能无原则地捍卫中医中药,但也不能因噎废食,部分中药有毒,就主张全面禁绝中医。
我们在考虑问题时,还必须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中药与西医的新药不同。中药的药材有几万种,千百年来一直在实际使用。如果现在强制规定必须全部做过毒性检验之后才能够使用,那么中医就不得不长期停止工作,而这必然影响到对大量病人的治疗工作。
因此我们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首先选择已经有记载或有报道具有副作用的药材或药方进行检验,其次对可能有副作用的药材和药方进行检验,然后对常用药材和药方进行检验,最后逐步扩大到对所有药材和药方进行检验。
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有副作用的报告,应该立即行动,重点进行检验。宁可草木皆兵,不可草菅人命。不应该等积累了非常多的案例,才开始重视,而应该在出现少量案例时就迅速行动。
私人机构也可以主动进行检查。如果查出有毒成分,并得到验证,避免了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损失,可以由主管部门对其进行奖励,以鼓励更多的私人机构积极参与。
有文字记录的中医历史长达两千年,这不应该成为束缚中医发展的因素。中医界人士不能认为有两千年历史的东西就不会存在问题、就没有必要发展了。中医的前途在于能够用现代科学语言解释自己掌握的经验事实。这是能够做到的。笔者在“中医是可以用西方科学的语言解释的”一文里做了初步的尝试。另一方面,在批评中医时,也不应该只看其问题,不看其疗效,一刀切,全盘否定。这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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