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美国医史学家嘉立森(F.Garrisen)介绍世界医学史的专著——《医学史》面世。全书近700页，但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不足一页，且有谬误。

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伍连德向嘉立森去函质疑，得其回复称，“中国医学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

为“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伍连德和王吉民耗十六载光阴，编纂一部英文《中国医史》，维护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尊严。

如今，在大约70年的时光逝去后，面对西方医学一日千里的咄咄之势，中国传统医学在国内的阵地剧烈收缩，面临着比王、伍二人成书时更为艰难的境地。

王、伍二人，皆西医出身，他们对传统医学的敬意，在今日的西医身上，往往无迹可寻。

在不少人看来，当今的西医大夫们，站在“科学”这面旗帜下，代表着先进，代言着文明，他们理应对中医“玄学”不屑一顾，甚至保持警惕。

也有人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所谓的“落后”、“愚昧”，已被较充分地提出并检讨，而西医借“科学”之威，对中医造成的伤害甚至是毁坏，尚未获得充足的认识和省思。

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医疗技术突飞猛进、医疗器械日新月异、药品种类日益丰富之时，西医医生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时间趋于缩减，甚至病人会感慨自己在医生眼中，只是一部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机器。

当温情的医患关系几乎成为奢求，人们开始思考：医学是不是病了？医学对“科学”的狂热追求，是不是在导致其背离自己“为病家谋幸福”的初衷？

此时此刻，中医大夫望、闻、问、切的亲和，简、便、廉、验的精诚，越发让人怀念。

可放眼中国，能够望、闻、问、切诊断，能够辨证论治处方，且有一定疗效的中医大夫，估计只有1万到3万人了。有人担心，今后中国人学正宗中医，要像玄奘取经那样远赴异国。

此种焦虑下，多位研究人士得知本刊关注此事，热情鼓舞，有人甚至抱病将采访时间从1个小时延长到3个小时，就因为“中医的事必须要好好谈、认真谈”，而中医药的主管部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两周来则一直以领导出差为由，婉拒采访。

中医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