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傅山园拜师“大国医”成长道路的复归
8月9日，太原西北角的傅山园上演一出睽违已久的中医药界老专家收徒仪式，山西省内业已“存世稀少”的数位名老中医，在太师椅上正襟危坐，接受了共15位青年人的单腿跪拜和双手敬茶。
第二天，这个场面被当地各家媒体做成一则消息发表，并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各色新闻中。但对于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古老仪式的重现传达出的，却是该行业一直以来的困扰、反思及为突围而做的努力——
中医是一种实践性学问，学院教育靠书本传经“隔山打牛”，对培养一个合格中医显然不够。被抛弃多年的师徒传授方式，终于被重新“发现”，它可能是地道中医香火不灭，使高超医术得到传承的重要途径。
我省4.1万名各级中医医疗机构从业人员及3.2万名民间中医，靠严格而规范的师徒制学出来或正在学的非常之少，从各种途径进入这个行当，而后参加一些培训，主要“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的非常之多。
——这样的结果是，许多前人、别人已经摸索出个样子来，本可以方便获得的东西，自己得再去“摸索”一遍。
我省正在倡导并推广的“师承名老中医”是拯救中医业的一帖良药，但目前中医中药的状态并不只是“师承失绪”一种症状。除了需要认真解决继承问题外，我们发现，它还面临更严峻的危机：在规范化、标准化和“5个P认证”的巨大声浪中，如何摆脱“被西医规范、屈从西医标准、以否定自己求得外界认同”的困境；在至今没有消歇的“医疗市场化”大潮中，如何安放医者的仁心和“钱途”？
B 医商难分一个不再有大医的时代
毫无疑问，中医行业已进入一个缺少大师并很难产生大师的时代。
像张仲景、孙思邈或者傅山这样的大师级医生，当代几乎绝迹。
这和西医在当代取得主导性地位有关。但即使在剩余下的由中医占据的市场上，取得广泛社会声誉的医生也并不多见。清代、民国以来，山西尚有傅山、施今墨、史全恩、许玉山、白清佐、王雅轩等一批名医。而至今天，一些硕果仅存的老中医，已经到了要靠行政管理部门“评选出100名”“加以保护”并“帮助传承”的地步。从“社会认可——政府褒扬”到“政府认可——推向社会”，中医大家产生规律的倒覆显示出这个行业已到了非经特别干预难以自存的境地。
老专家张克敏向记者一语道破此中缘由：真的好中医在很多医疗机构是不受欢迎的。你医术高，经验丰富，不用大量的先进仪器检查，就能很有把握地断出患者病症，而且开药简便廉价。而你所做的这些，是最不挣钱的选择。西医2000元钱可治好的病，你非要2元钱就治好，医生工资、医院日常开销、医院发展的钱从哪里来？“当一个医生一手给患者搭脉，脑子里同时思谋他得怎么完成科室任务时，他永远也成不了大医。这样的体制不生产大医。”太原市中医学会秘书长王镜认为。
除了少数顶尖级中医和大多数在121所县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从医的“中间”型医生，中医也从根子上开始“断供”、枯萎。
据省卫生厅中医局2008年6月整理出的全省中医药事业情况《调研报告》，至调查时的2007年底，翼城中医院13年没有进过一个中医专业的本科生，临汾中医院10年没进过一个中医本科生。近10年，山西省中医学院本科毕业生进入县乡级中医院的不到1%。学中医的不愿意到群众中实施“仁心仁术”，倒有1/3左右的毕业生做了“医药代表”。
一方面，“学校型”的“半成品”中医基本下不到乡里，更不到村；另一方面，真正按照最原汁原味的“中医发生学”在乡土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中医——乡村医生和民间中医，却依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被“禁止”行医。
不再产生“大医”的机制，昭示着更糟糕的现状：即连最普通的地道中医也难以找到。因为在医商难分的背景下，简便廉价的中医诊治特色会有多少人会坚守？
C 当仁术遭遇“钱途”中医院的西医化生存
目前，我省的县一级中医院，普遍实行差额财政政策。绝大多数，是财政给到在编人员工资的60-70%，剩下的，在编人员小部分工资及自聘人员全部工资、医院日常开销及利润要靠自己解决。
在这种普遍“行情”下，几乎所有中医院都走向另一条路：向增收项目靠拢。西医院有的现代检测设备，中医院也要基本配齐。账其实很好算：中药的利润率大致为30%，但绝大部分中草药都很廉价，一个普通方子的药抓齐，平均也就10元左右。一个病人一次抓3服，利润也只有10元。而上一台B超，做一个人次就是60元或120元；上一台螺旋CT，扫最小一个部位也要50元。
虽然中医院基本不卖西药，而卖中药的利润依然是这么低，但检查项目无疑成了许多中医院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王镜痛斥现在的中医院医生看病不搞望闻问切，滥用检查，是数典忘祖。
省中研院河西分院院长李廷凯博士和省卫生厅中医局局长文渊均赞成中医医生积极使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以丰富中医诊疗手段，只要是以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施治方法来处方治疗的，都不算悖离中医。但他二人同样认为，吸纳而不可滥用，过度检查就涉及医德问题。
中医从来讲“医者仁术也”，当“仁术”遇到GDP的时候，这个行业已不再那么纯粹和崇高。
而当中医医疗机构因经济原因把自己弄得乌眉黑脸的时候，它的另一个更根本性的悲剧也在“中医药现代化”的口号下正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丢失本原。简言之，就是中医存在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西医拟制的标准。
比如，一味中药，由中国人人体实验了两千年后得出的结论不再作数，而要以三次或五次小白鼠实验结论为准。中医以一组现象群、一个功能体系来命名和说明的事物和道理不再被认可，而需全部分割还原，在分子层面、细胞层面、病毒层面找到西医的对应物，方可被认同为“科学”。2004年，美国药品食品管理局因对人体“有不良影响”，宣布禁止中药“麻黄”使用和销售，无数人立即视“麻黄”为妖孽。但没有人解释，这个被誉为“仲景第一方”的麻黄汤中的主药，从出现以来就是和杏仁、桂枝等配合使用的，用了1800年，一直挺好，被称为验方。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人提倡过单吃麻黄。
记者了解到，由于中药、中药复方及中医学的无限复杂性，中医药“规范化”在现实操作中没有任何人认为它可以完成。按最新药典，我国中药已开发种类达8000多种，而且各种新方、各地偏方数量还将继续增加。假设8000种药每种含10种成分，再按现行的国际疾病分类法，已有的疾病记录26000个，仅确定这些单味药会对这些病有什么影响，就需要二十多亿个结论。加上中药复方——由多种药组成的方子、不同医师增味减味，增减用量的不同变化，要用西药的规范搞清楚这些方子会对哪些病起哪些理化反应，约需上万亿个结论。若每个结论需要实验若干次才能得到，这个工作量足以让全人类在没有搞清中药之前先自己疯掉。
一个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加一个“坚决要完成”的动作姿态，中医药目前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揪住自己的头发，欲把自己提到“国际轨道”上去。
D 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永和中医院的反讽意义
当中医医疗机构纷纷在市场化中“化”得备受人们非议的时候，山西偏偏有一小块土地成为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它就是临汾市永和县中医院。先后两任中医局局长，齐炳义和文渊都向记者热情介绍了永和县的情况。
永和县是多年的全省最贫困县，其周边县区分别是石楼、隰县、大宁及陕西的延川，也全都是和永和不相上下的穷县。贫困的经济环境无疑是一种不幸，但在这里，却意外地保留住了一个适于贫困人群的医疗种类：中医药。
在永和县中医院，深谙民情的院长王学师，给全院人定下这么几条规则：一，节假日不休息，全天候接诊，免挂号费，患者自由择医。二、不收押金。三，照最简便、最便宜的标准给百姓开药。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能门诊的不住院。四，特困患者药费可以缓、减、免。
这样的医疗指针为永和中医院赢得民心，并赢来如潮涌的患者。
一个叫任扣亲的老人，春天在中医院为老伴治好胃溃疡伴急性胃窦炎，但当时没钱付医药费，王学师让他“啥时有了啥时还”，秋天，任扣亲背着半口袋玉米到医院，抵了经过减免的医药费。这件事很快在永和以及周边数县迅速传开，顿时，永和中医院的门诊患者成几十倍暴涨，从原来不足1000人次，涨到六至八万人次/年。陕西省延川、延长县的农民都跑过来看病。这一年，永和中医院的经济收入达到218.3万元，创历史最高；但折算到每个患者头上，平均每人次的诊疗费不足30元！
王学师要求的廉价看病，好多时候可以达到不花钱的地步。有一次，一个70多岁的老汉患急性阑尾炎来到医院，但他身上只带着卖鸡蛋得来的20元钱。王学师给他开了四味药，说回去煎服7天就好了。老汉让他一念，都是当地山上就有的草药！老汉一分钱没花，半信半疑地拿着这个方子走了。半个月后，老汉拎着两个大南瓜来感谢王学师，之后逢人便宣扬：王医生的办法真好！不花钱就能治好病！
永和县的医疗状况给我们两个启示：一，真正把中医药用起来，竟能达到这样的奇效！二，太多的医院“看病贵”，是不是患者惯出来的？反过来说，我们的医院是不是已经成功培养出了一个习惯于医疗高消费的现代人群？
自救和救人，今日中医的双重命题
永和县中医院给了我们一个样本，其他许多汲汲于名利的中医院，又给了我们另一个样本。很显然，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技术上和水平上的。不过两个类型在数量上的对比，更加让人不安。永和县这种 “孤本”式的样板，无疑是给了近三十年医疗体制一个嘲讽。
我不认为医学院的莘莘学子诵读“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隙”时全是虚假的，但当他们欣欣然变为“医药代表”之时，我们对这个时代风潮的荒诞与强劲献上我们从未有过的恐惧。
中医之自救，除了从利薮里将自己打捞出来，还得从“被”字句中解脱出来。
自救一定先得有自信。不能听洋人许了你一个未来，就自己躺在砧板上任由别人来量。现代化固然好，但我以为，能简便廉价地治了病比现代化更好！我承认，洋人有一点很可爱：你说六味药熬在一块治好病了，但洋人要问到底是哪个成分作用在哪个细胞上弄好了的呢？能不能重复，然后量化，固定下来？——我们也明白这是一颗求真的心，但中医从来就不是像这个样子想问题的。他概念里那个目标永远是宏大、复杂并且充满各种联系的一个盒子状或包裹状的东西。理论根基不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也根本不同，怎么能一“化”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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