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迈克尔·本斯（Micheal Bunce）博士所在的实验室叫做“澳大利亚野生动物法医服务与古老DNA实验室”。实验室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鉴定澳大利亚海关“起获”的物品，比如象牙制品。

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像往常那样，检测样本中是否含有某一种特定成分。他们使用的是所谓“下一代DNA测序仪”，进行“深度测序”。

“我们感兴趣的是，发展能够检测出一个样本中所有动植物成分的方法，而不是做特定成分的检测。”本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检测中药就是由此而来。”

本斯的实验室鉴定了来自澳大利亚海关的15种中药，然后发现其中含有多种有毒物质，乃至濒危动物成分。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2012年4月12日的《PLoS遗传学》上，并引起广泛关注。

英国《自然》杂志在报道时称，本斯等人从中药中检测出了马兜铃属植物，此类植物含有马兜铃酸，可引起肾和肝脏损伤，以及膀胱癌。他们引述2012年4月9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称在医疗中使用此类草药，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台湾膀胱癌高发。

台湾是世界上泌尿道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在这项最新的研究中，美国石溪大学的药理学家亚瑟·格鲁曼（Arthur Grollman）调查了151名发现泌尿道癌患者，发现在那些有易患基因的患者中，84%有摄入马兜铃酸的迹象。而此前有研究显示三分之一的台湾人都会消费可能含有马兜铃酸的草药。

雾里看花

“中医，包括中药，在澳大利亚很盛行，它的使用和疗效在人群中呈现两极化。”本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同时在最近的论文中指出，尽管中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及很大一部分人的基本医疗措施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但只有极小一部分中药的益处是被科学研究证实过的，绝大部分的疗效仅仅来自于长期存在的信念。

对于草药，科学界正在逐步认识其中具有药用价值的成分。一项最新的成果是，德国马普分子遗传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甘草根中包含抗肥胖和糖尿病的成分。萨沙·绍尔（Sascha Sauer）及同事发现了一种结构简单的天然物质，它们存在于甘草根和紫穗槐果实中，具有降低血糖的特性，还能够抗炎。这项研究发表在2012年4月16日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但是对于已经经过炮制和配伍的中药，想要弄清楚其中含有哪些成分，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过去，科学家主要采用色析法来检测中药的成分。但是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它无法检出样本中的动物成分。而一个流传广泛的说法是，中药中有13%的成分是来自于动物的。

此外，传统的检测方法由于只能有目的地进行筛查，那么面对常常会在“成分”一栏标注含糊或不完全的中药时，就显得无处着力。“这些产品的标签毫无诚实可言。他们所声称的成分与实际的成分完全不一致。”本斯说。

本斯等人首次使用了高通量测序的方法，来对中药进行检测。这种方法能够快速检出数以千计的DNA片段。研究人员将这些结果与数据库中的记录相对照，就能得知这些DNA是来自于哪些植物或动物。

本斯及同事在实验室中检测了包括“熊胆粉”、“羚羊角”、“牙痛一粒丸”、“八宝清心散”在内的15种中药，既有片剂，也有丸剂、散剂和茶叶。结果他们发现，“羚羊角”标注的成分是100%来自羚羊的，但实际上含有大量山羊和绵羊的DNA。另一种叫做漠南天宝（音）丸的药，含有鹿和牛的DNA，后者可能会触及某些宗教或文化禁忌。

检出的动物，除了上述几种之外，还有水牛、蟾蜍，包括列为濒危动物的羚羊、黑熊和犀牛。“消费者在把中药作为一种治疗选项之前，需要知道相关的法律和健康安全问题。”研究者在论文中表示。

2012年初，英国《自然》杂志曾经发表多篇通讯关注包括中药在内的亚洲药物。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文森特·尼曼（Vincent Nijman）等人说，亚洲药不但对老虎和犀牛的生存构成威胁，而且还有更多没有那么出名的濒危物种也会受到威胁。他举例说，海马、大壁虎（Tokay gecko）在亚洲都经常入药，而传言中说蜥蜴可以治愈艾滋病更加剧了这种状况。陕西师范大学的张华锋等人则指出，中药典籍和教科书中列出了大约11000种植物，其中一些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到了灭绝的边缘。比如用于滋补壮阳、治疗风湿的淫羊藿，用于抗癌的山豆根，用于解毒的八角莲，用于消炎的短柄乌头。

本斯等人一共在这些中药样本中检出了68个科的植物。最常见的是山毛榉科、菊科、禾本科、唇形科、茄科和伞形科植物，样本中有70%的中药包含了以上之中的至少三种。西方学者表示，对于其中检测出濒危动植物和有害物质并不感到惊讶。

以毒攻毒？

本斯还从“牙痛一粒丸”和“明目上清丸”中检出了与麻黄和细辛接近的成分，“这些中药具有潜在的风险性，因为来自此类植物的成分在高剂量时是有毒的。”研究人员表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自2004年就把麻黄列为有毒草药，并且禁止了含有麻黄的产品。”

中医会讲“以毒攻毒”。“以毒攻毒的说法完全有道理……西药里的许多成分如果吃多了也会是具有毒性的。”本斯说，“更主要的问题在于，许多中药和中医是自我监管的，如果标注、成分或剂量不准确，那就可能对消费者造成问题。”

他和同事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如果草药对毒性成分和剂量标注不明确的话，那么消费者如果同时吃下中药和西药，药物的相互作用就可能造成复杂的风险。

近些年来，随着中医药在西方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许多研究人员都表达出与本斯相似的关切。首先是中药可能造成的对濒危动植物的影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2012年4月21日也公开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吃中药，靠野生的是不行的，就要发展人工种植。”其次是中药中的一些成分的取得可能存在伦理和法律问题，比如2012年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的“人工养殖活熊造瘘引流取胆汁”，也就是媒体所称的“活熊取胆”。第三，有研究者担心在药物中使用动物尸体和成分有将动物疾病传染给人的风险。

美国《科学》杂志在报道本斯和格鲁曼的研究结果时指出，许多人在提起中药的贡献时会讲到屠呦呦的成功——来自中国古老医药的青蒿素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疟疾药，然而一些混合的中药也有可能含有自然形成的毒素、重金属污染物，以及为了让药物看起来更有效，还有可能会人为添加类固醇。

尽管中医药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对其确切成分的分析只是近几十年才开始的事情。现在，下一代的深度测序技术可能会对这一进程大有帮助。根据本斯的计算，在他们的实验中，检测一例样本平均只花费35美元。

“这项技术展现了一种审核草药（包括中药）的方式，这可以为该领域带来更高的透明性和安全性。”本斯说，“我个人认为，这些DNA审核工具将会被广泛用于食品和药品的‘辩论’之中。”